俄文印刷、手写签名、一张黑白照片……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李勤戴好白手套，从一个蓝色小箱子中轻轻拿出一张纸面泛黄的列席证。
这是1928年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列席证（2020年12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纸质证件，俄文印刷的，上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用订书钉固定了一张邓颖超同志的黑白照片，加盖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徽章。”李勤介绍说，这是1928年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列席证。此行，邓颖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陪同周恩来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而党内对革命形势任务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和争论，召开新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刻不容缓。
“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而刚刚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共产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从上海出发，辗转前往莫斯科。”南开大学教授张健说。
后来，邓颖超也回忆道：“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邓颖超第一次前往苏联，也是她多年后仍记忆犹新的一次冒险。
1928年5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乔装成一对商人夫妇，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当轮船停靠在大连码头、他们准备上岸时，遭到当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人近身盘问。对于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应对。
邓颖超回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他们最终成功脱身。
“脱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辗转来到哈尔滨，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随后，他们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其他参会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成功越过国境，汇聚莫斯科。”李勤激动地讲述着这段历史。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李勤从一个蓝色小箱子中拿出列席证（2020年12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做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大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健介绍。
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穿过历史的尘埃，从这张小小的列席证，仿佛依稀可见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李勤告诉记者：“这张列席证一直珍藏在邓颖超卧室中的私人保险柜里，她曾说当时列席的人很少，能保存下来不容易。邓颖超去世后，她的秘书将这张证件捐赠给了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记者刘元旭、邵香云、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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