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疫故事】
在武汉的72个日日夜夜，只能赢不能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师 梁 超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月24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出成立应急医疗队的紧急通知。作为医院呼吸科ICU的护士，我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后来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
当时我没有多想，只是觉得我是一名呼吸科ICU的护士，专业对口，而且我已经工作10余年了，护理经验相对丰富，又是男同志，理应冲在前面。
大年初二那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同其余19名队员一起奔赴武汉，投身到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前线。虽然家人很担心我的安危，但也表示出极大理解和支持。
到达武汉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培训。
我们医院的感控专家袁晓宁，耐心细致地给队员详细讲解个人防护用品的操作流程，例如，如何正确穿脱防护服，怎样正确佩戴护目镜及N95口罩，甚至连洗手是否规范都细细讲解、示范。不仅如此，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他还逐一考核每名队员，只有通过了，才被允许进入隔离病房。
1月29日，我与医疗队队长葛庆岗、护士长李少云三人，第一批次进入隔离病房。虽然整体护理工作并非颠覆性的，但由于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且护目镜总是起雾，还是给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带着3层手套给患者扎针，触感不灵敏，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当时是冬天，但每次结束工作后，全身的衣服都会湿透。不过那时根本顾不得这些。为了更便于开展工作，我们回到驻地后，立刻尝试用手消和洗手液涂抹在护目镜的镜片上，希望能通过表面拮抗剂解决镜片起雾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涂抹洗手液的效果最好。
我们一个班是6小时，遇到特别忙的时候还会更长，再加上穿脱防护服，时间就更长。如果要上厕所，就要重新穿脱整套防护服，太耽误时间。所以每次进病房前，我们都不敢喝水，或者只敢喝一口润润嗓子，有些队员索性穿上了纸尿裤。
在护士群体中，男护士本来就非常少。但我们对于机械操作、仪器使用等方面，还是颇具优势的。而且男同志力气大，在更换非常重的氧气瓶，或者转运患者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记得我们病区第一个出院的患者，是一名同济医院的护士。她出院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与我们一起合作的当地医院的护士长，还专门给我们写了副对联：“历劫方显天使意，经疫更知华夏情”，横批是“厚道北医同舟共济”。能够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我们觉得倍受鼓舞。
随着病区内病人数量的增多和病情的加重，随之而来的是临床护理工作模式的改变，医疗队护理组形成总护士长——护士长——护理组长的三级管理模式，我临危受命，被临时任命为护士长。对于没有管理经验的我来说，压力和责任都是巨大的。我快速转换角色，从每日完成临床护理工作转变为更多的监督指导队员完成护理工作，把控病区内护理质量、对危重症病人进行访视、监督队员个人防护情况，并及时发现记录问题。为提高护理质量，每次结束病区内工作回到驻地后，都积极参与护士长小组会，讨论临床相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方案，共同制定护理工作制度及流程。
在武汉的72个日日夜夜，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更清楚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所以不敢有丝毫松懈。在工作中，我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雾化治疗受到极大制约，通过袁晓宁副队长的启发，设计出了“新型雾化吸入保护头罩”，目前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经历了这场战疫的洗礼，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升华和洗礼。我向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且第一批火线入党。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担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医务工作者无所畏惧、连续作战的精神风貌，践行“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
（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