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君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编者按】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可以说，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创建根植于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时代更迭中得到创造性传承和发展，在社会中释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
【古代】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基本治理方式
中国古代主要有四种公共需求。第一个公共需求，就是“治水”。我国水利历史悠久，从大禹时期开始就有治水的传统。治水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治水需要统一调配资源，会产生一种垂直分工的合作主义文化。正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国成为农业大国。
第二个公共需求，就是“长城”。在中国古代，国防、对外贸易等，都离不开长城。从国防来说，长城主要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对外贸易来说，通过长城、烽火台，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商道，并通过这样一种军事力量来进行保护。
第三个公共需求，就是“赈灾”。农业生产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丰三欠”的周期性，靠天吃饭，也就是说经常会遇到周期性的灾年。这时候，政府有大量投入是用来赈灾的。这个公共需求事关社会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公共需求，就是“教化”。从儒家学说到科举制和官僚政治，都是那个时代保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本方式。
【当代】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变革
近一百多年来，治理理论主要围绕治理的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及其解决而展开。21世纪之后，治理面对的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的挑战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我们面对的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生态绿色发展、疾病流行、金融和经济危机。实际上，这些新的外部性问题，都需要我们重视和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这些新技术工具可以更好地解决内部性问题。因此，这就使强政府模式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所谓必要，就是外部性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一种强政府模式来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未来】关注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满意度
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面临怎么“强”起来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既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理性选择。
强政府更多的是指“发展型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型”政府指的是政府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通过对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更多干预，来完成和支持包括经济增长等相关发展目标的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激励结构趋于平衡和分散，对经济增长的激励趋于弱化，更多地关注公共产品的提供，关注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满意度，关注一些不易测度和衡量的中长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