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对黑人并不适用。”美国非洲裔退役篮球明星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持续400年痼疾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戕害，暴露了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式民主的虚伪。
近期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冲击事件，成为上述这句话的最新注脚。从事发时一些警察允许示威者进入国会，到警察与示威者亲热自拍，再到次日林肯纪念堂外示威者周围几乎看不见警察或国民警卫队员，美国警方对待这些以白人为主的示威者态度，与去年6月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中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形成了鲜明对比。
肤色有差异，待遇大不同。正如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人乔·斯卡伯勒所说，如果这些示威者是非洲裔，警察会一枪打在他们脸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警方之所以区别对待白人和非洲裔民众，原因在于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从屠杀印第安人到买卖非洲人当奴隶，纵观美国历史，种族主义是其“发家”的一个重要手段。时至今日，少数族裔在美国仍未获得应有的地位，种族主义通过执法不公、贫富差距、医疗待遇差异等各种形式释放毒素。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放大镜”下，世界不仅看到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少数族裔是如何承受不成比例的伤害，更听到他们“无法呼吸”的锥心呐喊。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非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概率是白人的2.8倍。去年底，感染新冠肺炎的美国非洲裔女医生苏珊·摩尔遭消极治疗不幸死亡一事，引发众人唏嘘。“如果我是白人，就不必承受这些”，苏珊·摩尔生前留下的这句话，不啻是对美式民主的狠狠打脸。《华盛顿邮报》指出，“她的遭遇再次残酷地证明，美国始终存在一种基于肤色的机会构建和价值分配制度”。
这种基于肤色的差异，体现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年6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是少数族裔持续遭受暴力执法事件的冰山一角。美国民权律师布莱恩·邓恩称，非洲裔占美国人口总数大概12%到13%，但是在警察枪击案中，非洲裔受害者占比却高达40%。
与此同时，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袭击事件正不断增多。数据显示，2016年，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极端行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占美国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死亡人数20%，而到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98%。
此外，少数族裔在就业、薪酬乃至贷款等方面，也都遭到“隐形歧视”。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8年的数据来看，非洲裔全职工作的周薪中位值平均比白人低近30%。这一切都验证了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的论断，“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上，从《民权法》到《选举权法》，再到《平权法案》，美国政府掏出的保护有色人种权利的工具不可谓不多。然而，流于表面的政策工具反而让种族主义造成更深的内在社会撕裂。正如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所指出，“结构性种族主义从未成为美国总体政策论述的一部分”。
出于传统观念、既得利益与“基本盘”等因素考虑，美国两党无论谁当政，都从未真心解决种族主义。而每当种族冲突问题暴发时，他们往往以所谓“政治正确”的空洞表态来安抚民众，试图掩盖美式民主制度下的内在危机。这使得种族主义始终在美国社会暗流涌动，随时能引爆民众情绪，加速美国社会撕裂。
如果美国当政者拒绝反思种族主义背后的历史因素、经济社会不平等、政治架构等问题，那么这颗毒瘤就会与美国发展如影随形，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永久伤痛。而世界则早已看清：所谓美式“民主”不过是“少数人享有”的政治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