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牛”当护养

文件堆积如丘，会议密若连珠，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在基层治理的广阔天地间，一批“快牛型”干部正被无形的长鞭驱赶，陷入“越能干越劳累、越担当越负重”的怪圈。当“能者多劳”被异化为“能者必多劳”，当“多劳多得”沦为“多劳多责”，那些主动扛事、善于破局的实干者，渐渐被琐碎事务缠缚了手脚，被过度问责磨钝了锐气。这种看似 “重用人才”的表象下，实则是干部管理中 “激励失衡” 与 “权责错配”的沉疴，正悄然透支着队伍的干事热情，消解着制度应有的温度与公平。

“鞭打快牛”的病灶，本质是管理思维的惰性与评价体系的偏航。部分管理者将“快牛”的“能扛事”视作“该扛事”，把“善解难”等同于“该多解难”，用“你能力强”的口头褒奖，替代了资源倾斜、权责匹配的实际支持。他们如同守着粮囤的懒农，只知驱赶壮实的耕牛深耕，却不愿为其添草加料、修补犁具;只看到“快牛”产出的实绩，却无视其超负荷运转的损耗。更有甚者，将“快牛”当作“救火队员”，哪里有缺口便往哪里塞，既不明确职责边界，也不给予相应激励，让“多劳”者不仅无“多得”，反而常因“事多易错”承受更多批评问责。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潜在风险，正在让越来越多“快牛”萌生“慢下来”的念头，让 “不愿干、不敢干”的消极心态悄然蔓延。

“鞭打快牛”的致命危害，在于其瓦解了干事创业的“生态平衡”，冷却了担当作为的“热血温度”。“快牛”并非钢铁之躯，他们也有精力的上限、情感的需求——当一份份额外任务接踵而至，当一个个紧急指令深夜下达，他们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搁置家庭责任，在“连轴转”中消耗着身心;而那些“慢牛”“懒牛”，却因“能力不足”“不敢担当”，得以在“少做事少犯错”的安逸中“躺平”，甚至还能坐享“快牛”创造的集体成果。更令人寒心的是，部分地方将“快牛”的实绩视作“常规操作”，对其付出视而不见，却对 “慢牛”的微小进步大加褒奖，这种“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失衡，让实干者的热情在一次次“付出无回报”中降温，让“担当”从值得推崇的品质，变成了“自找苦吃”的标签。

破解“鞭打快牛”的困局，当以“精准赋能”破题，用“制度护犊”立势，让“快牛”既能奋力奔跑，也能轻装上阵。要打破“以事量定优劣”的粗放评价体系，建立“权责利相匹配”的考核机制——为“快牛”明确职责清单，杜绝“无限加码”，同时将“额外贡献”与晋升、奖励、容错等挂钩，让“多劳者多得、实干者实惠”。要推行“资源跟着任务走”的保障模式，对承担重点工作、紧急任务的“快牛”，给予人力、时间、经费等配套支持，避免让其“单打独斗”;对“慢牛”则要通过培训赋能、岗位锻炼等方式“催其奋进”，而非放任其“搭便车”。更要涵养“尊重实干、关爱担当”的组织文化，既要肯定“快牛”的实绩，也要关注其身心状态，通过谈心谈话、轮岗调整等方式为其“减压松绑”，让“快牛”不致在长期高压中“累倒”“躺倒”。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激赏。”干部队伍如同一盘棋局，“快牛”是冲锋陷阵的“车”与“马”，却绝非可以随意透支的“弃子”。若只知“鞭打”而不知“护养”，只懂“使用”而不懂“激励”，再壮实的“快牛”也会渐失锐气，再鲜活的干事氛围也会沦为一潭死水。唯有摒弃“鞭打快牛”的旧思维，构建“能者有位、劳者有获”的新机制，才能让“快牛”跑得更稳、跑得更远，让整个干部队伍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动力，为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