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南陵县何湾镇绿岭村的老人偶尔会提起，现在的绿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都被称作“六里丁”，而丁姓是当时村里的村姓。后来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由生产队的老会计雅称为今名。岁月对村子很长，这段往事的见证也已经不多了，丁森林的理发店算是其中之一。
木铁结构的理发椅，调节的锯齿覆盖上红锈，墙上悬挂着的吹风机，白铁上凹凸不平的痕迹清晰可见。两条长木条凳分列门口两侧，红色的老式摩托上压着各式货物，两三个老人捶打腰部的同时还没忘嘬上一口香烟。
在绿岭街道上，丁森林的理发铺门口会是个热闹些的地方，没事的时候，丁森林会坐在椅子上，加入相识几十年顾客的对话，或者平静地看着午后的街道。
“我是个笨人，但很热爱它”
丁森林的理发店生意很好，按他的话说，“这个村子里我没摸过的头，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来店里的也大多是老主顾，进店后对上眼神，自然地坐到水池边上。
把头挪到水池边，丁森林放开热水浸湿主顾的头发，双手先搓再抓，冲去浮尘。把洗发水挤到手心，揉搓抓挠，随心而动，手上的力道、速度都了然在丁森林的心中。冲洗干净，请顾客坐上木椅，随着电推刀的震动，削去发梢，理发工作基本完成。
(丁森林在为顾客修面 孙旎 摄)
吹干头发，丁森林便要舒展自己的老剃刀，完成收尾的工作。丁森林左手扶住脑袋，右手的拇指肚抵住刀背，贴住皮肤，刮蹭掉脸上的胡须，“呲呲呲”的节拍声后，剃刀划过一道弧线，面上的胡须，颈上的绒毛已然修整干净，最后再用剪刀修铰鼻毛，毛巾热敷。行云流水的操作已经成为丁森林的肌肉记忆，但他修面时依旧专注，还会琢磨如何更加美观。
丁森林眼中，面子上的东西不能糊弄，要干一定要干好。他说“像我这种干一件事四五十年的人，是笨蛋，笨人，但我很热爱它。“
丁森林大褂的兜里一直有着一包香烟，他并不抽烟，怕熏到客人，只是会在理发结束后给客人递上一根。除了过年，理发店也很少有休息的说法，毕竟敞开门做生意，没有把客人挡在门外的道理。
2018年的一个冬日，理发店门口贴上今日歇业的告示。丁森林坐车到南陵县医院，进入丁侠的病房。他们二人既是配合数十年的主顾，也是朝夕相处的邻居。结束农活，丁侠经常会到店里小坐，直到晚饭烧熟。
丁侠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些时日。丁森林算着又到了理发时候，老人又对生死往往有着直觉，他歇业一天，备上工具，来见老友。丁侠很虚弱，但见到他来很开心。那天，丁森林为丁侠做了次简单的理发修面，两个人聊了很多。
几天后，丁侠去世了。知道消息的丁森林坐在店面前，点了一根香烟。
五十二年的种种
在街上开了五十二年理发店的丁森林总会把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很干净的白大褂，面色红润，相比理发师，更像一位医生。从他十六岁当学徒开始，他就习惯把自己先收拾得干净利落。现在他已经六十八岁，理了五十二年发，依旧保持这个习惯。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不饱的，理发肯定能有饭吃。”丁森林的家里有四个孩子，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可惜那个时候条件太差，妹妹在一个荒年离开人世。人终归是要理发，抱着这样的想法，丁森林成了自己姐夫的学徒，开始了走街串巷的理发生活。
在包产到户前，丁森林习惯蹬着一辆自行车穿梭不同的生产大队，在田垄边的大队支部住上几天。那时的理发是包年制，一个人一年两块五，每月理两次发，到了大队，丁森林就支摊候着人来。
（丁森林使用的各式理发工具 孙旎 摄）
可以肯定的是，丁森林没想过自己将理一生的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丁森林包下了现在的铺子，并作为自己的家。“也想过出去啊，但上面是老母亲，下面还有孩子，我要扛起这个家的。”
现在的绿岭还有着三家理发店，但能够修面的理发师也只剩下丁森林一位，只有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会尝试弄个时兴的发型。
上了年纪的乡邻依然会使用“六里丁”的旧名。在老人的眼中，头发可以不剪，但面是万万不能不修的。他们会半戏谑地说：“我们这些六里丁的老人就指着丁森林的这把刀了。”
“我会干到最后一天”
如果留心，会注意到丁森林的手骨节分明，白皙细腻。自打开始理发，他就极少参与农活，没有时间，也不能破坏手的质感。但他一直坚称自己是个农民，“靠着土地吃饭的人，都算农民。”
村里的老人绝大多数没有读过书，理发师是一个村庄最好的见证者，而丁森林注视了绿岭五十二年。
丁森林记得从前农忙一天领十二工分，值四毛钱，收成填不饱肚子。现在村子里没有年轻人，老人只能把大部分土地承包出去，一亩能有个二百多元。
“农村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吃穿住行，比七十年代好很多。社会上各行各业在发展，不单是农民，农村在其中显得发展不快。所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丁森林的原话，是一个观察者的心里话。
村子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村医院就一个医生，但是到县里，看一次病就基本上千元。年纪大了，毛病也多了，老人三天两头就要往医院跑，有人会因为心疼钱，把小病憋成大病。
小孩子要读书，家长们挤破头，把孩子往县里或市里的学校送，为的就是更好的教育。而陪读、租房子、学费、补课都是花销。
“父母还要给儿子结婚买房，哪有姑娘会到乡下，买了城里的房子，一家子就背上房贷了。”丁森林伸出指头，细数农民的难处。“我很多时候心疼他们，我们乡下人把脸面看得很重，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平静地地回忆这些事情，郑重地叙述这些记忆。
丁森林夫妇养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在外工作的他们一年只能回乡两次。子女很孝顺，去年给家里添了彩电和空调，也提出过将他接到城里，但和大多老人一样，放不下手里的活计，斑驳的剃刀在城市的高楼重栋里格格不入。
他也舍不得离开村子，五十二年的时光蕴藏，他记挂着那些在土地里辛劳一生的人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丁森林的一弯剃刀化为了符号，村子里人依然会不断地迈向城市，但丁森林总会坚定、平和地守望在这里，不随外物而动。
被问到有没有想过哪天不再理发了，“我会干到最后一天，等到干不动了，等到我走了”，丁森林又一次用木梳理清自己满头的银发。(文/刘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