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九口人:父亲、母亲、祖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父亲是集镇上的铁匠，祖母年迈，农业劳力唯母亲一人。因孩子多劳力少，家里年年超支，分的口粮不够吃。为了省粮，克勤克俭的母亲和祖母用粮菜、粮薯搭配做饭。
很多日子，母亲在生产队出工，家里烧火的是祖母。祖母看上午的太阳快要当顶，便从那口空空的大米缸里抓来几把可数得清的米，淘洗，放大量水搁在铁锅里煮。一会儿将筲箕里洗净切碎的小白菜，或红萝卜缨，或莴苣叶一股脑儿汇入锅。秋冬红薯收挖后，也切大量红薯丁块放锅里。粥稀得可照人影，入肚不着实，红薯吃多更是胃酸胀。一次，我摇着祖母的大腿说：“奶奶，明儿焖白米饭吃吧，我不要吃菜粥！”祖母先是为难一怔，立即很爽快答应了。
我还记得次日中午那锅白米饭出锅的情形：揭开锅盖，热腾腾的蒸汽便带着一股甜润的米饭香扑鼻而来。我们用大白瓷碗满盛了，香喷喷地蹲地下吃。那一午，祖母也炒了我们爱吃的嫩南瓜交青椒，格外地多放了油，我们吃饭就菜，齿颊芬香，大快朵颐，久违的饱足感终找回来了。祖母看我们吃得畅快，她也高兴。一会儿却莫名其妙地叹气起来，几天后母亲要我陪她去借粮，我终于知道祖母叹气的原因了:米缸见底，家里没粮下锅了。
那个下午，我陪母亲去找队长借粮。队长在周湾督促社员打场，本来有说有笑的，见母亲拿条空麻袋来，他很快明白为着什么了，脸色立时阴沉下来。母亲更怕开口，只是涎着脸，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很难为情地跟在队长后面。许久，看到队长和另一社员又因为一件什么事说笑了，她便开口言借，陪着笑脸哀求着。不料队长脸往旁一别，甩过来冷冷的一句话是:“你家粮食总不够吃！”便急匆匆地避之唯恐不及地走去，留下母亲一人呆呆站那里。那时我看见我的母亲，那双被劳累和贫困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哀愁的眼睛，因遭了残忍的拒绝，而更加暗淡下去了。
西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绮丽的晚霞渐渐地从天边退去。远处牛儿哞哞地叫着，放牛的孩子牵着牛儿回家了，归巢的鸟雀伴飞头顶，夜色渐暗下来。我们提着条空麻袋回到家，得知没借到粮，一家人眼巴巴地坐在门口的青石门槛上只是叹气。
那一夜，我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脑子里放电影似地回想白天的借粮情形，感到了一股浸彻骨头的人情的冷，和一阵刻骨铭心的遭受伤害的痛，一种比肚腹饥饿更可怕的东西，强烈的自卑如毒蛇般盘踞我的内心了，这自卑多年以后才驱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开放，乡亲们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我家六兄妹都在城里安家，各自有了喜爱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父亲和祖母早去世，母亲随我们住城里。每次同桌吃饭，年迈的母亲看我们把剩饭菜倒掉，总是倍加心疼地说：粮食金贵啊，想你们小时候弄个吃的多么不容易，以后吃多少饭就下多少米，千万别浪费啊。
湖北京山 李甫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