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解胡 ——论李传玺的《重拾胡适：大师和他同时代的人》

2024年，关于胡适的学术著作，有两本值得关注。一本是胡传吉的《胡适论稿》，一本是李传玺的《重拾胡适：大师和他同时代的人》。前一本主要从文学的视角探究胡适的文学理念及文学史主张，论述翔实。后一本主要从史学的视角论述胡适的交游与事功，趣味性强。在这里，笔者先不谈胡传吉的胡适研究，先来谈谈李传玺这本胡适研究专著体现出来的特色与风格。

作为安徽人，李传玺很早就致力于胡适研究。1990年代，在编纂胡适全集时，他就参与了相关工作。此后，他又选编出版了《胡适论历史》一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感觉学界在研究胡适驻美大使时期有一定的不足，为此他致力于此，特地出版了《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一书。

由于在胡适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李传玺的胡适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善于发现胡适研究相对薄弱的一面，并由此展开论述。在《重拾胡适：大师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中，最能体现他这一特点的是《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的中坚力量》一文。作者从傅斯年给蒋介石信中高度评价胡适在日寇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中得到了线索，并结合当时《大公报》的相关报道，系统梳理了胡适在挫败日寇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壮举。1935年下半年，日寇急于策划“华北自治”，妄图再一次分裂中国。日寇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国民党党部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被迫撤离华北。面对日寇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知识人，冲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第一线。两人联合当时平津的学界领袖，充分利用他们的人际网络，全力以赴做宋哲元秦德纯的工作，竭力拉住了二十九军的士兵，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当时，胡适冒着被日本宪兵逮捕或暗杀的风险，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们为防止华北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往的学术研究，囿于这一时期胡适日记的缺失，更侧重于胡适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忽略了他在反对华北自治方面的事功。可以说，1935年11月，在形势最危急的关头，是平津教育界的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站了出来，成为平津民意的代言人，驳斥并戳穿了日寇的各种谣言。在最危急的时候，日本宪兵直接来到胡适家中，发出了最赤裸的生命威胁。与此同时，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差一点就被日本武官高桥坦所拘禁。十年后，高桥坦被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为侵华战犯。由于种种因素，胡适在反抗日寇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大都被淹没于一二·九研究的浪潮中，后世学界以一二·九运动的史料淹没了胡适的大声呐喊，遮蔽了傅斯年的痛哭流涕，遗忘了蒋梦麟的临危不惧。李传玺此文，较早点出了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功劳，可谓慧眼独具。

李传玺之所以能够独具只眼，发现胡适研究中的未发之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作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用胡适的话来讲，就是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在这方面，李传玺很有胡适之风。例如，他在阅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看到江冬秀开门送小偷的故事后，立刻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胡适所居住的楼是6层，偷儿是如何爬进6楼的呢?多年后，他来到了纽约东81街104号，发现美国当年的建筑在楼墙外焊有铁架做的紧急疏散通道，贼正是由此进入胡适家中的。这种问题意识，体现在他的胡适研究之中。

第二，作者具有明确的史料意识。在此书中，李传玺特别喜欢从新史料的角度来审视胡适研究。他从新发现的《纽约时报》对胡适的报道中审视胡适的日本观;从新见的胡适致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的书信中探究胡适书生报国的一面;从新发现的胡适参与的通电中论述胡适参与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的前前后后，并由此考据东北热河后援协会成立的日期，充分体现了他运用新史料提出新问题的学术风格，这也正是胡适所提倡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实践。

第三，作者具有考据癖。这也是胡适所大力提倡的。在这本书中，作者考证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前前后后与来龙去脉;考据到底是谁“护送”胡适离开北平;考据胡适“救人”与“被救”的前尘往事，典型体现了作者的考据癖，而这种考据癖的背后，正是作者求真求是的求知欲的体现。史学最重要的追求之一，就是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考据，而在考据方面，胡适是一代宗师。

综上所述，作为胡适的安徽老乡，李传玺的这本《重拾胡适：大师和他同时代的人》，充分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史料意识与考据癖。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遗余力提倡这种学风的，恰恰就是胡适。我们可以说，作为研究者的李传玺，深刻地受到了研究对象胡适的学风影响，他正是运用胡适所提倡的学术方法来研究胡适的。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