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日报特约专家学者撰写这组文章。
凌家滩遗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安徽
李修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众多学者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历时20年，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的重点发掘研究，乃至其周边聚落群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及其环境与背景、生产生活、社会分化、文化交流，乃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冲破了既往囿于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所谓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根据本国实际，兼顾其他古文明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据此提出：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时，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文明阶段;在距今55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的社会上层，交流密切，形成了龙崇拜、贵玉崇玉的理念，乃至以玉礼器等彰显持有者身份并相应规范其言行的早期礼仪制度。
距今4300年至4100年间，长江中下游区域文明相对衰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中原地区吸收汇聚了周围各地先进文化，从而进入王朝文明。夏王朝经200年发展，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建成当时最大的都邑，形成了择中建都的都城选址、择中立宫和中轴线布局的理念，使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形成了以玉礼器和青铜器以及铃、磬等构成的礼乐制度，彰显了以礼制文明为特点的王朝气象。伴随中原王朝的灿烂文明向四方辐射，中华文化影响圈不断扩大，由中原王朝引领的多源一体的文明化格局逐步形成。
此项工程的成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了我国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形成的脉络及其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及其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赢得了相关研究的主动和话语权，也为探索世界各区域文明起源及其形成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于当今世界尊重不同的文明及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为便于我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本文试就安徽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简要论述。
安徽在这方面的重要遗址，首推凌家滩遗址和禹会村遗址，两者都已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一)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村、裕溪河中段北岸，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
凌家滩人从事稻作农业，兼及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与陶器制作、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约20处与凌家滩同时期的同类遗址，说明当时已形成“众星拱月”式的社会组织结构。此类遗址被命名为凌家滩文化。
自1987年发掘以来，凌家滩遗址先后进行12次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各区域布局显然是经过较严密规划。其中体现文明化进程的重要遗存有：
其一，居住区。发现有体现公共权力的逾2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其二，大型环壕。有内外两条。其中，内壕围绕生活区，与裕溪河相连，长达2000米，宽约8米至30米，深约2米至6米，是居住区与墓地的分界线，由此形成近50万平方米闭合的生活区空间。这说明当时凌家滩的公共权力已得到强化，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大型水利工程。
其三，大型祭坛。是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40米的长方形，用不同质地和色泽的材料分三层铺垫夯实平整，上有祭祀坑和积石圈，说明此处原始宗教已发展到较高阶段。
其四，氏族墓地。位于遗址北部高岗，面积约14000平方米，由南向北分列8排，以第一排、第二排规格最高，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达数十甚至百件以上。相对于大多数随葬品很少的墓葬，反映贫富分化已很严重。特别是07M23墓，发现各类文物300多件，随葬品层层叠叠有序放置墓主两侧及身上。墓主应是当时最高统治者。这类墓葬也是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品更多乃至后世玉殓葬的源头。
其五，红陶块广场。约3000平方米，用红陶块铺就，应是当时集会、操演等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红陶块须经800℃至1000℃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坚硬，是建筑材料的重大发明，也是现今各类砖的“祖先”。
凌家滩文化以其大量制作技艺高超精美、文化内涵丰厚的玉器所反映的玉文化而著名。在出土的3000多件各类文物中，珍贵的玉石器有1200多件，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器一起被誉为我国新石器时期三大玉文化带。凌家滩文化早于良渚文化数百上千年，其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器形有钺、斧、戈和镯、璜、环、玦、璧、双连璧，以及勺、管、珠、冠形饰、喇叭形饰等，多具备礼器功能。
体现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玉器有：
其一，玉龟版。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中置玉版，边有钻孔，以绳穿系，佐证了伏羲氏发明八卦和后世“白龟衔符”等传说。玉版长11cm、宽8.2cm，其内层圆中的八角星纹显系太阳符号，联系内圆外的8个圭形箭头和外层圆之外的4个圭形箭头，以及玉版整体的方形，反映了太阳照亮天地以及四面、八方乃至五方、九方、九天、九野的理念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再联系此器四边的穿孔数分析：一是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象、数、理的起源;二是反映了阴阳八卦和五行的起源;三是此器还应为当时观测太阳出山的位置变化，制定初始的旨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之仪器。玉龟版堪称已见的我国新石器时代1号文物。
其二，玉猪、玉鹰。玉猪长72cm，重88公斤。发现时，位于最重要的M23大墓葬顶部，再联系此前发现的小玉猪，以及当时一些地区的猪崇拜，此猪应是凌家滩人所崇拜的图腾神器。玉鹰鹰首侧向傲视，振翅待翔，给人威猛震慑之感。鹰嘴如钩，鹰眼突出，夸张而传神。胸部饰以八角星纹连同其内圆，显然是标示太阳;其外之外圆显然表示天圆。此鹰能胸怀太阳和上天，显然是当时最高神——太阳神。据论证，此鹰与太阳的组合，正是太汶口文化所崇拜的神形。再加上此鹰双翅为猪首形，说明其为凌家滩人吸收融合大汶口文化图腾所形成的复合图腾。
其三，玉龙。长、短径分别为4.4cm、3.9cm，厚0.2cm，扁圆形，弯曲勾连，吻部突出，头有两角，须、鳞、嘴、鼻、眼都刻划清晰。对比全国多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龙形器物，唯有凌家滩玉龙最肖后世流传的龙形，故号称中华第一龙。
其四，玉人。共发现6件，分为直立和坐姿两种，高约9cm，形状大体相同，倒八字浓眉、方面、大耳、高鼻、阔嘴，除了有反映当时特征的纹面外，显系我国后世理想的帝王相貌之源头。头戴圆冠，腰束斜条纹带，双臂饰有玉镯，双手舒张置于胸前，虔诚行礼。此类玉人应是当时权贵之身形样貌。
此外还有如：龙凤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孔，用暗槽相连，可分可合，为最早的龙凤组合，可能已具备后世合符的性能;玉钺、玉斧、玉戈，是作为礼器的玉兵器，说明当时军事权力高度集中。
石器中以石钻最为重要，为我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最重要工具，其设计涉及机械、力学、几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螺丝纹钻头的独创设计，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发明。
综上可知，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超大型聚落，已发展到集族权、神权、政权、军权于一体，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有学者认为此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节点，具有标志性地位。
(二)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禹会村，尽管受到上世纪治淮工程的影响，现有面积仍有约60万平方米。 《左传·哀公七年》等史书记载：“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禹会由此得名。
关于禹会涂山的地望，自古以来还有河南嵩县、浙江绍兴、重庆江北等不同说法。如今学术界已确证，禹会涂山在今蚌埠。蚌埠涂山说有《汉书·地理志》注引东汉人应劭所说的“侯国也，有禹墟”。在其他诸说中最早，所言禹墟即今之禹墟，“墟”在古文献中多指都邑遗址，说明此地即涂山国所在，考古发掘已从多方验证此说。一是遗址的年代与涂山之会时代相符。二是发现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坛，用灰土堆筑，铺垫黄土，上覆白土。其上有1米见方的方土台;有长达50米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呈中轴线南北走向，正指向涂山山口。中轴线上，还有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作为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众多的灰坑呈现来自周边不同地区文化的器物，说明35个柱坑应是当时来会诸侯插旗的遗存。涂山之麓，会盟场上，用天子之礼柴祭苍天，旗幡招展。众多诸侯手持玉帛等礼器礼品朝拜大禹，在禹的号召下誓言结盟，将带来的祭品焚烧共祭，从而在各自灰坑留下不同文化的陶器。三是发现一块陶片上有龙形堆塑，应与夏部族龙图腾有关。四是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可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尺之一。
此遗址的位置最符合禹会诸侯的史实与地望。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淮中下游一带。治水成功后，禹又征伐三苗。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彼时的三苗分布在江淮、荆州一带。当时禹墟一带所在的淮河流域以其四通八达的水系，便于交通四方;又是淮夷分布区，淮夷是分布于东南地区的东夷的一支。禹挟治服洪水和战胜三苗之威，就近北上，在此娶涂山氏女，以婚姻为纽带与东南地区广大夷人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会盟四周方国首领，从而树威立信。史载，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可以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是华夏族、淮夷乃至东夷等群落服禹臣禹的标志。所以，禹死后，诸侯们不去拥戴禹选定的接班人伯益，而拥戴禹子启，以至启能推翻传统的禅让制，而代之以王位世袭制，建立夏王朝。可以说，涂山之会催生了夏王朝，开启了王朝时代的文明。
从与禹会村遗址有关的皖北考古遗址来看，约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时，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自北向南在安徽北部发展，留下了一系列同类型重要遗址，如萧县金寨遗址、宿州芦城孜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固镇垓下遗址等，这些都是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同类遗址，从中发现诸如高规格玉器、城址、大型神器等一系列文明因素，直到禹会遗址，可以清晰理出我省北部的文明化进程。
此外，我省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遗址，还有蚌埠双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和怀宁孙家城遗址等。
(作者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历史学家)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修复师修复凌家滩遗址出土文物
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方 敏 汪盛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国道路不能离开中华文明的精神滋养，这是因为道路自信的深刻依据之一在于社会主体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中国道路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历史性超越。
讲仁爱。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讲仁爱”特质中汲取智慧创建了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讲仁爱”在中华文明的特定话语内蕴含着中国道路的民族情怀、家国情怀、人民情怀。第一，中国道路是人人平等相处的道路。 “讲仁爱”注重仁者爱人，人人是平等相处的行为主体，长幼有序、往来和谐。中国道路依次经历的 “人民站起来”“人民富起来”“人民强起来”都以各族人民相亲相爱、团结共进为前提和基础，以紧跟时代步伐的忧患意识和奉献姿态诠释着“讲仁爱”的精髓。第二，中国道路是人人互助合作的道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展示出中华文明修齐治平的精神内核。中国道路要求实践主体能够自律自觉，有担当有作为，先有付出后有回报，只有付出才有回报。第三，中国道路是人人平安康乐的道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表达了“讲仁爱”的道理。这从“内在超越”的层面意味着中国道路以促进人人平安、幸福、健康、喜乐为发展的大智慧大情怀。
重民本。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中华文明“重民本”特质中吸收营养，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第一，中国道路把“为政以德”作为“重民本”的核心内容之一，规定在于国家治理者首先要独善其身、善治其身。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为中国道路集民愿、顺民意、赢民心、得民利的遵循。第二，中国道路反对“以物为本”。 “重民本”意味着弃“物本”，“民本”对“物本”的扬弃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中国道路就是要摒弃“物本”倾向而维护以人民为本位的现代化道路。第三，中国道路是倡导“民为邦本”的道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深刻揭示出“重民本”的目标指向。中国道路属于谁、为了谁，以及中国道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理论之问、实践之问，中国共产党是答卷者，人民群众是阅卷者。发掘“重民本”的人民主体、人民标准，有助于构建中国道路的力量之维。
守诚信。 “守诚信”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和特质之一，以中国话语方式向世界表达了中国道路的可信、可爱、可敬。第一，中国道路是可信之路。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道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用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而且意味着中国道路必然坚持“真主义”、解决“真问题”，反对各种以假乱真的社会思潮歪曲事实、贬损发展。第二，中国道路是可爱之路。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善良智慧与大义之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尊重社会规律、尊重历史选择、尊重人民意愿，以把握客观事实为发展前提、以解决社会矛盾为发展动力、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发展目标。第三，中国道路是可敬之路。 “守诚信”包括与良知坦诚、与他人守信、与自然友善、与万物和谐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由此可以说，中国道路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于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值得信任、值得依赖、值得尊敬的守正之路、创新之路、发展之路。
崇正义。正义的国家必然发出正义的呼声、正义的人民必然谋求正义的事业、正义的实践必然需要正义的理论。这是中华文明“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之“崇正义”精神特质的应有之义。中国道路在此意义的镜鉴中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第一，中国道路是讲究责任的道路。责任等情感纽带和价值归属只有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有效融入现代生活，才能显示出亘古绵延的生命与活力，真正成为中国人民接续传递的内生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正为人民负责、为国家负责、为世界负责的道路，因此能够赢得人民支持、获得全球认同。第二，中国道路是履行使命的道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利益问题、发展问题，显示出中国道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道义与使命。第三，中国道路是改革创新的道路。 “崇正义”即敬畏公平正义、维护人民利益。改革创新旨在搞活体制，是激发中国道路的活力之举。革故鼎新、破旧立新，违背人民利益的非正义力量不可避免会退出历史舞台。
尚和合。中华文明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精神特质滋养中国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信心，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和谐文化底蕴。第一，中国道路是多元共存之路。和合文化是中华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积累的智慧结晶，在中华民族融合不同文明和多元宗教从而走向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尚和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是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第二，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崇尚“霸”与“力”不同，中国道路本质上是一条人与人之间合作之路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各国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是“尚和合”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第三，中国道路是协商民主之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充分注重在协商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共谋发展，这是“尚和合”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实践运用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求大同。中国道路是主张同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从中华文明“求大同”特质中获得了源头活水精神力量。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追求的安定、美好的生活目标，“求大同”生动展示了中国道路的美好愿景。第一，中国道路是追求远大理想之路。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将“大同”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终极理想，生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意象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虑、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第二，中国道路是“以德求同”之路。中华民族追求大同世界，不是靠对外扩张式的“霸道”，而是以其特有的厚德载物的品格，体现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追求世界大同。这种“以德求同”凸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与亲和力。第三，中国道路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繁荣、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本文系省社科创新发展研究项目[2021ZD002]研究成果)
禹会村遗址公园考古研学基地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魏孝稷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注入了动力、指明了方向，并给予了厚望。文明史学者应该自觉承担艰巨的任务，用实际行动不断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作品。
自觉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文明史研究
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上正确发展道路，推动文明史研究要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优势。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还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文明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作用，着重从人民大众的视角分析历史，而且具有鲜明的大历史关怀，是十分有用且有效的历史分析工具，在探索中国文明史的重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助于探索中国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譬如，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现代转型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发展趋势有哪些?如何更合理地划分中国文明史的分期?怎样在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下阐释中华文明的特质?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优秀的历史遗产?中华文明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这些问题涉及到叙述中国文明史的整体框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或者重新检视。
强化中国历史学者的学术主体性意识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其他原生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从未发生中断。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次生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拥有着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所以，把基于西方文明历史经验的西方史学运用到中国文明史研究中去，总会存在削足适履式的遗憾。中国学者应强化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意识，从中国大地出发，深化历史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提出文明起源的新理论、新方案，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但是，在其他研究领域，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吸取西方史学积极成果的同时，不免受到西方史学强大话语的影响。比如，用“帝国”的概念书写中国王朝历史的做法，似乎变得习以为常。然而，中国历代王朝不是西方历史上的帝国，更不存在殖民主义。毫无疑问，“帝国”概念的滥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解决之道还是基于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并发挥文明史本身的学术潜力。
着力总结和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内涵
文明价值观是规定一个文明特质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文明史的一大使命是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是什么样的国家，要花大力气总结和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内涵，尤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高度精炼地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背后蕴含的是一套文明价值观，包括仁爱、民本、和合、信义、包容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西周统一的宗法社会到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分裂时期，以及战国末年由分裂走向中央集权的转型过程。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众多思想家纷纷建构理想秩序，试图改变社会，他们赋予和改造了一系列的价值内涵。这其中，除了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以外，墨家“兼爱”“非攻”的平等和平思想，道家崇尚自然自由的思想，法家“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平等法治思想，在秦汉以后也经历了不断的实践、发展、演变和革新。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价值观经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继续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已经深刻地融入到了中国现代文明。
总之，中国文明的价值内涵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的方方面面，是中国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源泉。不但如此，中国文明的价值内涵也具有普遍性，蕴含着全人类普遍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蕴含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中国文明的当代实践，将使全人类普遍价值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坚持区域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研究相结合
中国文明史发展的另一个明显的基本趋势是各区域文明之间、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互动互嵌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区域文明既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又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因此，讲好中国文明故事离不开讲好地域文明故事;深化地域文明史研究，有利于中国文明整体史研究的展开。
安徽地域文明史从文明起源时期 (比如距今5500年前的凌家滩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一环。到明清时期，安徽人民更是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地域文明成就。其中，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承载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徽商勤勉、节俭、诚信的经济伦理以及理性化的经营方式，徽墨徽砚制作彰显的工匠精神，徽派园林艺术体现天人合一、山水性灵的审美价值等，使得徽州文化在各区域文明中独树一帜。桐城文化富于笃学、礼让、务实精神和家国情怀，也具有典型性。另外，桐城派文人发展的集大成的传统文论，是传统文学的瑰宝，也需要进一步挖掘。
中国的发展道路拥有强大的文明基础，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史研究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文明史学者应加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勇于探索，不怕艰辛，不怕坐冷板凳，努力将中国文明史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37]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