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漫过时光的河

周年已至，思念未减，欲将提笔泪先流。我用颤抖的双手敲下质朴的文字，打捞父亲最后的时光。

2025年农历11月22日，是父亲的周年祭日，转眼，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时光相守，念及度日，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谆谆教诲，几乎从没间断过，每时每刻都浮现在自己的眼前，特别是每次回老家，那老屋，那老树，还有室内陈设着父亲曾用过的那些日用品，睹物思人，仿佛感受到父亲就在眼前，依旧坐在沙发上，依旧用他那慈祥的笑容，期盼着儿女们的到来。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那场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撕碎了生活原有的平静，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最慈爱的父亲，竟被那人人谈之色变的癌症缠上了身。曾以为癌症离我们无比遥远，可这无情的恶魔，却悄无声息地侵入了父亲的身体，来得那样猝不及防。

2023年5月，父亲因咳嗽去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炎。吊了一周消炎水，症状明显好转，我们便都放下了心。六月底回家探望二老，父亲随口提起背部隐隐作痛，说许是劳作时不小心扭到了。我听着他的描述，也没往坏处想，只附和着认定是普通扭伤，觉得吃点舒筋活络丸，再外涂些云南白药，至多一个月便能痊愈。我素来心思简单，又想着父亲身子向来硬朗，连体弱多病的母亲都一直是他在照料，何况才刚做过检查，怎么也不会往坏的方向揣测。

2025年7月底，在外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回家探亲，听闻父亲背痛许久未愈，便去年8月初带着父亲去了东至人民医院做胸椎磁共振。医生看过片子后，建议再做个肺部增强CT，那一刻，一丝不安悄然爬上心头，阴霾开始笼罩在全家人的心上。“疑似肺部肿瘤”，弟弟的电话像一道晴天霹雳，我握着手机，脑子一片空白，许久都没能说出话来。当晚，我们瞒着父亲，紧急召集姊妹三家开了家庭会议，焦灼地商议着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次日，我们便带父亲住进了医院，做了全麻下的肺部切除手术，是为了做进一步病理分析。手术不过三个小时，于我们而言却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所有人都坐立难安、心神不宁。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瞬间，积攒许久的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术后是漫长的等待，那些日子里，我日日祈祷，哪怕真是肿瘤，也盼着是良性的。可一周后的病理报告，却像一纸无情的判决书：小细胞肺癌，且已多处扩散，无法再进行手术!握着报告单，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心口像是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疼得滴血，话到嘴边只剩哽咽，泪水汹涌而出。面对病床上满怀期待的父亲，我要如何开口，才能忍心将这残酷的真相告诉他?

可聪明的父亲，还是从一次次检查和对我们的察言观色中，隐约洞悉了真相。出院的当夜，他把我们姐弟仨叫到病床前，眼中噙着泪，却又无比坦然地开始交代后事：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该如何分配，百年后的坟冢要安在何处、该如何修葺，母亲往后的生活要怎样安顿……桩桩件件，都安排得妥帖周全。我们心如刀绞，只能强忍泪水，一遍遍安慰他：“病情是有点重，但不会危及性命，先回家养养身子，后期好好配合治疗，一定能好起来的。”

一周后，抱着一丝“或许是误诊”的侥幸，在外孙女的帮忙联络下，我们带着父亲和所有检查资料，奔赴上海瑞金医院，辗转找到了胸外科和肿瘤科的权威专家。可诊断结论与东至医院如出一辙，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击碎。起初为了瞒住父亲，我们没让他和医生碰面，可转念一想，父亲满怀期待来上海求医，若是连医生的面都没见就返程，他定会无比失落。于是我们提前和专家沟通，恳请他和父亲见一面，只说后续做化疗即可，不必和盘托出病情。专家体谅我们的难处，欣然答应了。可那天从医院出来，父亲的情绪还是低落到了极点。好在在上海工作的妹妹、妹婿，还有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热情接待了我们。为了帮父亲疏解心情，次日，外孙女便带着父亲，在我和弟弟的陪同下，坐着观光车逛了上海滩、登了东方明珠，晚上还去看了璀璨的灯光秀。父亲的神色总算缓和了些，他感慨着，上一次来上海还是几十年前，如今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第四天，我们只能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带着父亲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2025年8月21日，我带着父亲住进东至县人民医院，开始漫长的化疗手术。每两周一次，我们就回到这里，回到这间有消毒水气味的房间，回到这场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拉锯战。时间在这里被切割成以十四天为单位的循环，窗外的季节变换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数着化疗的次数。就这样，我们守着一袋袋将尽的药水，守着疼痛与爱交织的、往下走的日子。六次化疗结束，父亲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抵抗力，挺过了干呕，挺过了疼痛，挺过了难熬的日子。也许父亲的体质对抗肿瘤的药物很敏感，加上出院后家人的细心照料，病情好转不少，每周的检查指标基本趋向正常，家人绷紧的心慢慢放松。

就这样，安稳又寻常的日子过了六个月，可2024年6月中旬，父亲接连两次晕厥，我慌忙联系医生，那句“可能是癌细胞扩散至脑部”的诊断，刚落定的一颗心，又猛地悬到了嗓子眼。六月十八日，我和妻子收拾好父亲的换洗衣物与随身日用品，将母亲安顿在姐姐家，一同赶往安庆市一一六医院。检查结果最终还是碾碎了那点侥幸——癌细胞真的侵入了父亲的大脑。医生说要放化疗同步进行，住院时长约莫四十天。我始终攥着对科学的信任，攥着那一缕不肯熄灭的希望，决定留下来陪父亲治疗，让妻子先回了家，自己请了长假，专职陪护父亲。真正住院的日子是三十七天，期间，远在外地工作的弟弟请假一周回来照料父亲。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细想，这段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三十多天，说起来不过是日历上轻得没分量的一页，可落在我和父亲身上，是在白色病房里，一分一秒、一寸一毫熬出来的时光。放疗仪器的嗡鸣像钝器的闷响，每一回看着父亲被推进那间冷得没有活气的治疗室，我的心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攥得紧紧的，直到护士推门而出，那句“一切顺利”落进耳朵，胸口那团紧绷的力气才能松下来。化疗的副作用来得又凶又急，父亲的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食欲一日比一日萎靡，从前能捧着一大碗米饭吃得香甜的人，如今连抿一口粥都要皱着眉，攒着力气往下咽。我便天天换着花样买他从前爱吃的东西，他吃不下，我也陪着饿，只盼着他能多吃一口，多攒一分对抗病痛的力气。父亲精神稍好的时候，我会推来轮椅，带着他在院区里慢慢走，找些轻松的话讲，想让他能暂时忘了身体里的疼。最难捱的是漫漫长夜。父亲被病痛缠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哼唧，我就起身给他掖好被角，用热毛巾擦净他额角的汗，坐在床边陪他说话。有时候他哑着嗓子说“辛苦你了”，我喉咙一紧，只能别过脸去，假装整理床头柜上的药瓶，把涌到喉头的酸意，硬生生咽回心里。我总忙着把话题往别处带，从邻里的家长里短，讲到从前的陈年旧事，直到他的呼吸慢慢沉下去，发出浅淡的鼾声。我坐在床沿的折叠椅上，看着他苍白的脸，听着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一夜一夜，不敢合眼。那段日子里，我好像忘了“累”是什么感觉，忘了自己的生活，眼里心里，只有父亲的体温，和他浅浅的呼吸。七月二十四日出院那天，晴光正好，树叶滤过的碎金落在父亲的轮椅上。他的精神好了许多，还能笑着跟护士挥手道别。我推着轮椅慢慢走出医院大门，风里裹着青草与栀子的香气，那一瞬间忽然懂了，所有的熬、所有的苦，都有了归处，都值了。

在家调养的日子里，妻子极其细心地照料着父亲，亲朋好友、父亲的老同事们也纷纷登门探望。看着那些与父亲同龄的长辈，我的心便一阵阵地抽痛，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父亲这一生，从未亏欠过谁：作为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对党始终忠心耿耿;作为曾经的村书记，他对群众始终尽职尽责;作为父亲，他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就得不到命运的眷顾?苍天何其不公!

2024年11月，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先是左腿瘫痪，再是右腿也彻底失去了力气。为了宽他的心，我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给他按摩。可瘫在床上的父亲，连和病魔对抗的意志都垮了——食量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勉强喝几口水;褥疮越来越重，红得发亮的伤口慢慢裂开、腐化，看得人揪心;就连特效止痛药，也拦不住越来越凶的疼，一辈子硬气、从不说疼的父亲，到最后也熬不住，止不住地呻吟。父亲临终前的二十三个霜冷的夜，我守着一盏残灯陪着父亲，漫漫长夜的愁绪像潮水，裹着我喘不过气，心像被钝刀反复割着，连呼吸都带着疼。2024年12月22日10时24分，父亲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我趴在床边，一遍一遍喊着爸爸，泪水砸在他的手背上，可那点余温还是一点点散了，再也暖不回来。丧父之痛，是撕心裂肺的，是刻进骨头里的。

父亲的葬礼很圆满，一切按家乡风俗的最高标准举办。亲友们纷纷赶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可再热闹的场面，也留不住那个总把好东西塞给我、生病时还想着护着我的人。

父亲，如今周年已至，思念分毫未减，只愿您在那边，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放化疗的折磨。我们都很好，也会永远念着您。(江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