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愚是大别山区安徽省六安县独山区落地岗乡人,家庭赤贫,从小给地主当雇工,1928年15岁时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1929年正式编入红军12师34团。1931年11月,鄂豫皖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这在全国红军中是最早进行的战略转移,现今世界对长征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中国红军长征的开始。
江大愚生前曾口述长征的故事,以下由其子江建中记录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
江大愚简介

江大愚,1913年8月生,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落地岗村人。曾用名江大保。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红二十五军连指导员、军部巡视员、教导员、总支书记、新四军第3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第102师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4次反“围剿”,红二十五军长征,榆子沟、榆林桥、直罗镇战斗和平型关、淮陆、淮安、盐城、淮海战役。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曾先后担任江海军区副政委、盐城军分区副政委、杭州市兵役局副政委等职务。1955年,因抵制肃反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遭受迫害。1965年4月,江大愚进入安徽省军区合肥干休一所离休。1980年5月,南京军区为江大愚平反。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享受副军职待遇。1989年9月,病逝于合肥。
湖北胡山寨战斗中负伤
当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放弃牺牲了无数先烈换来的具有良好条件和群众基础的根据地,真是令人痛心,地方党组织群众与自发来的老乡站在我们行军的路旁喊话,反对我们离去,加上一些红军亲属的呼唤,影响着我们的军心,张国焘竟下令开枪驱赶,不过我们并没有执行,一枪未放。
部队向西,在湖北胡山寨和大批国民党军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二个师、击溃一个师,取得了重大战果。但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我四哥江大业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后来看到陈赓传记中写到,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也在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战斗中,我的右胳膊中了弹片,胳膊被打穿,只有皮连着,因失血过多,加上体力不支,终于栽倒地上,昏死过去。

江大愚获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证书及功勋章
当我慢慢苏醒过来时,部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拔了。我想爬起来赶部队,可是伤口痛得厉害,动一下都很吃力,四肢一点也不听使唤。我静静地躺着,又痛又饿,脑子却很清楚,想到很多事情。最后我想难道就这样死在这儿了?不!不行!我要找部队,我还要和反动派干!想到这憋住气,咬紧牙关一挣,竟站了起来。我踉踉跄跄地找了个大石洞子,抱了些柴草,燃起了篝火,身体烤暖和了,就觉得有了一些劲,于是又到洞外拔些青草,弄点野果子等,煮了一顿“饭”。有东西下肚,人就舒服多了,可是篝火熄灭了,洞子里冷得难受,我只好又到洞外弄柴草将火再燃着,之后就昏沉沉地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被两个当地老乡模样的老人弄醒,他们发现了山洞里的火光和我进进出出地搞柴草和吃的,就相约摸进洞里来。开始他们很凶狠地查问我,后来见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浑身上下尽是血渍,知道我是红军,我也尽量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们的盘问,两人的态度就缓和多了,后来他们中一个人说:“看你也不像坏人,干吗要当红军呢?”我知道白区人民对红军有误解,就用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试探他,“你有多少田?生活怎样?”他们说哪有多少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摸清了他们都是当地的穷苦百姓,就说地主一年到头不劳作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还要欺压穷人。你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却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被人欺负。我就是不能忍受这种不公的生活才出来当红军的。我把在红军时宣传群众的那些革命道理讲给他们听,渐渐地两个老人都对红军产生了同情。

勋章证书内页
两位老人回家后,很快就返回来,还带来了几块大饼和几个红薯。他们把东西塞到我手里说:“你赶快走吧,外面到处都在搜查捉拿掉队的红军,抓住就要砍头。”“昨天这附近也来过一个负过伤的红军,他还把一顶帽子藏在这儿呢。”我在他们的指点下,果真在一块石头下找到了一顶缝着红布五角星的红军帽子。我在这两位好心老人的帮助下,找着了那位红军战士。这顶红军帽子我一直珍藏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看到这顶帽子时,我仿佛看见了战友,那种不再绝望的感觉旁人很难理解。红军改编八路军时,换军装、改帽子,我还特意留着这顶红军帽,后来战争环境实在紧张,一再精简物品,才丢失了。
在陕南重新归队
胡山寨这一仗,红军有不少同志未跟上部队,藏身在山里。我们后来陆陆续续汇聚了七八个同志,记得有张梁义、崔玉田、小罗、小吴等。大家都很想回部队,但苦于没有文化,不知道红军在哪里,怎么去找。大伙一合计,决定先在附近村庄找活干,再慢慢打听红军消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都是贫苦出身,能吃苦,会干活,很快个个都找到了活,我给一个木匠帮工,拉大锯。

江大愚所佩戴的肩章
一天,我担着柴路过当地学堂时,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喊住我,让我过去,他竟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几个在这儿帮工的失散红军和本地老乡有明显的不同,是有老乡知道我是红军,但这么问至少说明他是很熟悉红军内部情况的。我仔细打量,发现这个先生我认识,是负责鄂豫皖苏区青年工作的领导人,名叫董汉文。我编入正规红军前就在少先队,还是中队长;少先队都归他管,我在那时即认识了他。他是上面领导,可能不认识我,而我因为经历过鄂豫皖的“独山肃反”,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大愚参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大会”邀请函
1931年秋,张国焘等人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残酷杀害了大批红军干部。一天,保卫局的人在我们部队宣布:要求连以上干部都在独山集合,参加肃反。结果去的这批干部基本全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我们家乡最早的红军领导人(我参军就在他的部队)独立师师长毛正初也在独山被杀。当时我是指导员,因我们连长舒玉峰在大白圩子战斗中负了重伤,让我代理连长,结果我也被划入肃反范围,在独山被捕。肃反人员审我时,先问我是不是连长。我说我是排长,只是临时代理连长,指导员身份我没敢讲。又问我是什么成分,我说:“放牛娃,雇工。”在紧要关头,遇到一个叫牛义庆的驻驾湾熟人,原先我们在少先队时的二班长,多亏他跟保卫局的一名指导员说情,才把我放了。


江大愚与战友们合影(组图)
董汉文因出身富有家庭,本人又是知识分子,是重点怀疑对象。当时肃反人员用残酷野蛮的刑讯方法,逼迫怀疑人招供自己的“罪行”。我在那时看见董汉文被绑在柱子上,几个人用劲扇他耳光,他斯文的脸庞被抽得不成样子。
我们在这儿打工时,董汉文可能早就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他见我们个个蓬头垢面,一身破衣烂裳,整天累死累活,可能出于同情,所以把我叫住。在攀谈时,我承认自己是红军,他问我今后想干什么?我向他表示,还想回红军部队,他劝我别干了,但从他的语气里我感觉他可能晓得红军的情况。

淮海战役纪念章
我们几个逐渐了解到,这次红四方面军转移时,董汉文原来也是随队行动的。每天必不可少的行军走路给他造成了大麻烦。他和我们不同,我们是穿草鞋的,每个人都有娴熟的打草鞋的本领,鞋穿坏了一般随时都能再打一双。他是穿鞋的,离了鞋寸步难行。这次转移,他的鞋烂了无法修理,也搞不到替换的,到后来脚肿烂了不能走,就脱离了部队。
董汉文流落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擅长的派不上用场,只得给人帮工糊口,他没做过农活自然干得人家不满意,免不了受人白眼和讥讽。后来终于碰到一个有点文化算得上乡绅的地主,见董汉文是个读书人,就叫他作诗写对联,董汉文吟的诗写的对联让那地主叫好,附近的绅士们和读书人都闻讯跑来,与他赋诗论文对对子,但谁都不如董汉文。士绅们认为他是个人才,大家合伙凑钱要他设席教书,教授他们的孩子,就是在他现在教书的这个学堂。

渡江胜利纪念章
董汉文这级干部知道怎样和地下党组织接线或联系。我终于从他那里打听到附近镇子上就有我党地下组织,他们知道哪里有红军……
一天也不想耽搁,我马上联络了张梁义、小罗等,又动员了另外几个失散的红军,一共七个人。大家对革命赤胆忠心,一致决定即刻归队。我们根据打听到的一支红军(后来知道这就是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循着他们的足迹,一路风餐露宿、顶风冒雨,寻找自己的队伍。
我们七个人,围绕着前行红军的活动痕迹,边走边打听,一直到陕南榆子沟,终于找到了红二十五军。二十五军原来就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下辖的部队,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部队不久编成新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奉中央命令北上陕北,被我们七人在陕南找着了。
“干群一家亲”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是我家乡的部队,很多人我都熟悉,我加入后,作战勇敢,工作努力,很快成为骨干,先后担任了205团机枪连指导员、军部组织部巡视员。
我负伤的胳膊,由于作战行军频繁、工作劳累,加上吃得差,连油盐都吃得少,哪有营养,又没有药换,伤口严重恶化,溃烂生蛆。在陕西西江口大山上,因敌情险恶,团总支书和医务主任宣布重伤员不能随部队前进,要我们各自隐蔽,部队就匆匆开拔了。我和几个重伤员一起进了深山。没粮食吃,就靠吃野草野果树皮等。我们用青苔、一种树叶子贴伤口;后来老乡教我们用南瓜瓤子敷,还给了我一点生肌草药。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生命力,我胳膊的伤口居然封口了。为躲避围追堵截的敌人,我们几个重伤员一共在深山老林里隐藏了49天,经历千难万苦,最终都归队了。

1951年1月22日,江大愚在一〇二师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话
红二十五军在获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后,毅然决定西进甘肃、迎接中央、北上会合陕甘红军。为此我们翻越了六盘山,直逼平凉,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
就在甘肃泾川的一天,我们红二十五军全军集合,程子华、徐海东等军首长神情肃穆地站在队伍前,副军长徐海东讲话,说着说着他流下了眼泪,他讲军政委吴焕先牺牲了,其余军首长们这时也都流泪了,队伍中不少人都哭了,全军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中。吴焕先是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的创建人,工作能力强,是我们军的核心领导人 。
红军是党领导下的队伍,政委是每个根据地红军的最高绝对领导。像红一方面军就是一直在毛泽东为主席的苏区党的领导下,后来党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就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故称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则由关向英、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负责,红四方面军更是在张国焘主席和陈昌浩政委的绝对领导下。(几个方面军总指挥:一方面军朱德、二方面军贺龙、四方面军徐向前则是对外公开的负责人)。我们红二十五军也一样,没有军党委,一直在鄂豫皖(后为鄂豫陕)省委直接领导指挥下行动,政委吴焕先是真正的领导人,是我们战略行动的决策人,是红二十五军的灵魂。他不但领导有方,而且和群众关系很好,能团结人,在红二十五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江大愚与夫人的合影
部队有关他的传说很多,如: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罗田县城,缴获了好几千块银元,让韩先楚背一袋子银元。部队后来发生激战,韩先楚背的银元袋子被子弹打破,银元全撒掉了。因为丢了银元,韩先楚被下了枪,罚做抬担架的苦工。吴焕先知道了后说:“丢了银元,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现在最需要英勇杀敌的战士!你还是扛起武器,参加战斗!”韩先楚说:“我们领导发了命令,少说也要抬两年……”吴焕先对韩先楚说:“不成不成。你马上就去找李学先营长,他手下还缺个排长,你先去担任排长。好好打仗,还指望你当连长、营长、团长呐!”就在本来该抬担架的两年时间里,韩先楚逐步提升成连长、营长、团长、师长。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路上,有一次吴焕先看到一名负伤的战士衣着单薄,便马上将自己的毛毯拿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个战士叫张波。
险象环生、难中之难的“过草地”
1935年7月,我们到达陕北的延川,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由刘志丹、高岗等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为长征时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第一支红军。毛主席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称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会师后,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二十五军成为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五师,原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成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成为八十一师。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当时称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我们终于和久盼的中央红军会师了,我们见到的中央红军那时是长驱了二万五千里的疲惫之师,重武器都丢光了,个个面黄肌瘦,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我们给他们送去了许多粮食、衣物、羊等。

江大愚之子江建中讲述父亲所获奖章背后的故事
徐海东正指挥作战,一听中央来了,骑着马一口气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说,中央对我们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借点钱给我们,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地说,说什么借,把红十五军团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送给了中央。毛泽东非常感动,因为红二十五军诞生在鄂豫皖,属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张国焘的旧部,目前张国焘正跟中央闹分裂,这时徐海东主动来接中央,表现出他的忠诚;另外,徐海东这样无私,把他手里的钱物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真是雪中送炭。毛泽东后来经常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和中央红军会师后,我们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合编为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兼),司令员彭德怀。至此,我们就是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了。
1936年5月,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策应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军,我们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西征甘肃绥远,目的是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向西我们要过草地了,时至今日,过草地时留下的路难走、没吃的,记忆里一直挥之不去。我是大山里出来的,什么难走的山路险路都走过,但过草地真让我心怵,草地雾气腾腾、神秘莫测,草丛沟壑纵横,腐草结成的泥潭看似平坦,一不小心踏上去就会陷下去;气候变幻无常,忽风忽雨,夜晚严寒,中午炎热,有的人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要休息也只能相互扶持着站会。有战友告诉我,他看见几个红军围坐一圈,就上去搭话,他们都不回应,他感到奇怪伸手去拉,人一碰就倒了,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草地荒芜人烟,筹粮是个大问题,随身带的粮食吃完后主要就靠吃草根和野菜。草地很多植物有毒不能吃,饿得不行,我们就把每个人腰里扎的皮带、马鞍等皮具放水里熬着吃,这些皮革是硝制过的,煮不烂也咬不动,我满口的牙就是这时慢慢坏的,才四十多岁所有的牙齿都脱落了,全换成假牙。
历经千辛万苦,我们十五军团进至甘肃靖远的打拉池,控制了会宁地区,保障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道路的畅通。1936年10月上旬,我们与红四方面军在打拉池胜利会师,同时红一军团在西兰公路上的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0月10日在会宁县城,举行了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这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说的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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