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诞辰120周年：长征路上的中流砥柱

长征中，约有三万安徽儿女参加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涌现出一大批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们当中，有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斗先锋，有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的红色特工，也有在后勤队伍里默默奉献的保障人员，用热血与忠诚，为长征胜利写下了属于安徽的英雄篇章。

本期推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杰出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长征途中力挽狂澜、支撑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人物。作为安徽泾县走出的革命儿女，他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政治品格，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挺身而出，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他的一生，始终与党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教材。

芜湖王稼祥纪念园雕塑

安徽画报寻访王稼祥外甥孙吴志刚先生，从早年成长与革命觉醒、留苏求学与理论深耕、长征转折与历史贡献三个阶段，全面还原王稼祥的革命历程与精神风范。

皖南山村的新式少年：

早年成长与革命思想觉醒

1913年王稼祥7岁时，进入泾县厚岸村柳溪小学读书(现在的厚岸小学)。柳溪小学的前身是东台书院，坐落在村子东头的乌台山麓、聚星桥畔，左有满塘莲藕的星塘，塘埂上杂植松柏、杨柳，清澈的溪水平稳地从校门前流过。倚山傍水，景色宜人，有着幽静的读书环境。

柳溪小学创办于1913年，初创时就采用了新的学制，分高初两级，初小3年，高小3年，实行6年制教育。这所规模不大的山村小学，师资却相当整齐。校长王惠舟(王稼祥的胞叔)曾求读于安徽高等师范学校，他不仅对中国经史之学有良好基础，并吸收了一些西方知识，立志要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毕业后，他回家乡创办了柳溪小学并兼任教师。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离开家乡到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南陵乐育学校是民国初年按照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办的一所学校。学制6年，高小3年，初小3年。高年级相当于初级中学程度，王稼祥来校后插入高年级。他在学习上非常用功，成天埋头于书本之中，经常学到深夜。他往往用不多的时间，把当日的功课做完，然后集中精力重点攻英语。到乐育不久，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优秀，在全校学生中成为佼佼者之一。

1925年秋，王稼祥就读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4年春天，王稼祥未经考试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直接升入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芜湖求学，是他青年时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时期。

早在1923年1月，芜湖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党、团组织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并通过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社会主义新思潮在芜湖得到广泛传播。当时设在长街的科学图书社就是发行进步刊物的一个阵地。书店虽小，却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进步书刊总是到一批卖掉一批，在学生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对提高青年群众和知识分子觉悟，起着有力的作用。

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和以往一样勤奋地学习,读书不倦,学而不厌，各门功课均为优良。他的作文不用打草稿，下笔成篇，在当时就为师生们称赞和佩服。

王稼祥读书期间所创办和阅读的进步刊物

为了开拓新的思想领域，更多地获得新知识，他常常利用一些有限的课余时间，出入长街科学图书社，查阅新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如《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创造周刊》和长江书店出版的《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

王稼祥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深感有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之必要。他抱定了立志救国的决心，寻求革命真理，认真阅读社会科学书籍。他钻进了图书馆，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图书馆中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阅读完毕。此外，他还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孙中山著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书籍。其速度之快、接受能力之强是惊人的。王稼祥就是这样在中学时代养成了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这种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并发扬光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挤时间读书，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优秀典范。

芜湖圣雅各中学在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活动后，经过了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学生们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尤其是听了恽代英的演说，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渗透的罪恶勾当，学生们反帝情绪更为高涨。当时，圣雅各中学的活跃分子为了宣传和组织群众，进一步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急需加强领导，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于是王稼祥、吴祖光等同学积极倡议，创办了《狮声》月刊。《狮声》创办的宗旨是唤醒青年觉悟，树立积极勇敢的反抗精神。

王稼祥(前排左三)与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合影

1925年，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这场革命风暴中，长期积压在芜湖教会学校学生们心头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如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了。这一年，也是王稼祥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19岁的王稼祥，在革命风暴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由此确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王稼祥使用过的眼镜

芜湖反奴化教育运动宣告结束。王稼祥被开除学籍后，坦荡地收拾起自己的行李，悄悄地离开了学校，恋恋不舍地告别他成长的地方——芜湖。他在芜湖仅仅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经受了反帝爱国斗争的严峻考验。在斗争实践中，他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斗争使他锻炼得更加坚强，斗争使他树立了为国为民的革命人生观，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史维尔尼克递交的国书(复制品)

9月初，王稼祥辞别了母亲、亲友和学友，离家乡前往上海奔赴他所向往的当时最革命的学校——上海大学，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莫斯科的理论淬炼：

留苏深造与革命能力锻造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继承孙中山遗志、培养革命骨干，中共中央选派优秀青年党员与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留学，而是专门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斗争与社会实践，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的特殊深造。王稼祥凭借优异的表现与坚定的革命信念，成功入选，与张闻天、沈泽民、张琴秋等人一同乘船前往莫斯科，开启为期两年的理论学习生涯。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两年，核心课程是革命理论、阶级斗争、军事指挥与社会实践，目标是培养能够领导革命、推翻旧制度的职业革命家。当时的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王稼祥明知前路艰险，仍义无反顾，他坚定地表示：我要去，我必须去。这种无畏的勇气，源于他对革命理想的绝对忠诚。

抵达莫斯科后，王稼祥展现出超强的学习能力与语言天赋。他仅用很短时间就攻克俄语，不仅能熟练阅读、交流，还能承担专业口译工作，在学校既当学生，又当翻译，成为师生公认的语言骨干。他还自学德语，能够直接研读德文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精准理解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社会阶层分析等核心理论，成为党内少有的精通多门外语、能直接研读经典原著的理论人才。

王稼祥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签署的任命书

在莫斯科期间，王稼祥有幸聆听众多国际革命领袖与重要人物的演讲，并多次担任口译工作：1926年斯大林到中山大学演讲，选定年仅19岁的王稼祥担任口语翻译；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宋庆龄等人到校演讲，王稼祥均参与翻译工作。近距离聆听革命领袖的思想，让他深受震撼、眼界大开，革命信仰更加坚定，理论素养得到极大提升。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是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学校组织学生前往列宁格勒、冬宫、工厂、博物馆参观学习，让他们直观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王稼祥看到苏联工厂能大规模生产汽车，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拥有休息室、图书馆、幼稚园，女工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这与旧中国民不聊生、工业落后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深刻认识到，这就是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坚信，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坚持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信仰成为日后支撑他走过长征、应对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除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外，莫斯科中山大学还系统开展军事教育，开设沙盘推演、部队调度、野外训练、武器操作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军事斗争能力。王稼祥认真学习军事知识，熟练掌握军事指挥技能，成为党内既懂理论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他与博古曾一同在少共国际工作，担任少共国际宣传部长，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与综合能力，在留学生中脱颖而出。

他还与张闻天、沈泽民等一同考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这是苏共中央为培养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设立的最高学府，汇聚日本、印度、巴西等多国共产党精英。王稼祥以优异成绩一次性考入，展现出超强的理论水平与学习能力。

1986年，《安徽画报》纪念王稼祥诞辰八十周年专题

在苏联学习期间，王稼祥没有照搬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撰写长篇研究文章，精准剖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矛盾根源与革命方向。他的研究与毛泽东1926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观点高度契合，两人虽远隔万里、未曾交流，却得出一致结论，这为日后两人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相互支持埋下伏笔。通过留苏深造，王稼祥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理论功底、军事素养、实践能力的全能型革命干部，为回国后承担重要领导职责奠定坚实基础。

长征路上的中流砥柱：

苏区履职、坚定发声

1931年春，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6年9月21日，参与指挥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会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到达陕北

王稼祥虽因战负伤、肠子被打穿，在无麻药的情况下接受8小时手术，但他始终关注红军命运，以钢铁般的意志支撑自己，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全程参与长征途中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与紧急会议，成为反对错误路线、挽救红军的核心力量。

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曾经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叶坪的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伍修权(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席遵义会议，随中央红军长征)后来回忆说：“他(王稼祥)首先找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王稼祥同志1939年在延安

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与坚定支持，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决定性因素。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多次强调：遵义会议，王稼祥同志功不可没。

王稼祥一生淡泊名利、居功不傲，从未主动宣扬自己在遵义会议的贡献。即便在特殊时期被要求写检查，他也仅客观记录 “支持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从不夸大个人作用，展现出崇高的政治品格与无私的革命情怀。王稼祥不仅在革命关键时刻勇担重任，日常生活中更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王稼祥和聂荣臻等人到达陕北后的合影(左五为王稼祥)

吴志刚先生说：“他没有任何个人爱好，不跳舞、不看电影，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每天必看俄文《真理报》与中文版《参考消息》，始终保持理论学习与对时局的关注。他生活极度简朴，常年穿旧衣服，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还专门去北京前门、大栅栏挑选旧大衣，从不追求享受。”

他对亲属要求严格，不利用职权为家人谋取任何私利。 他的后代及亲属，从未因其地位获得特殊照顾，始终以普通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王稼祥与夫人朱仲丽没有子女，却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住地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王稼祥被确定为38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革命贡献的最高褒奖。作为从安徽走出的革命先驱，他是“长征中的安徽人”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受访者吴志刚先生(中国工农红军研究会会员，王稼祥外甥孙)

王稼祥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从皖南山村的新式少年，到莫斯科淬炼的理论骨干；从25岁担纲军队重任，到长征途中力挽狂澜，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卓越的理论素养、无畏的斗争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

(本栏目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参考资料：《聂荣臻回忆录》《青年王稼祥》《曾庆红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文字：孙婷 吴志刚

图片：黄洋洋

采访支持：芜湖王稼祥纪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