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期于茶

同学来小城办事，相见甚欢，他提议去看望老师。四十多年了，我们虽然在群里时常提起老师、想念老师，但付诸行动去看望她的次数不多。结伴来到人非物也非的母校，记忆中伫立于田野中的校园已被繁华代替。老师听闻敲门声，从屋里喊着：“来了。”熟悉的声音一下把我们拉到昔日的课堂上。开门、相见、寒暄、搀扶、落座，回忆便开了闸门。

同学问老师是否还记得他，老师仰脸略回忆了一下说：“你叫王××,在教室前面靠右坐，那时你个儿小。”同学瞬间眼睛潮红，他动情地说：“几十年了，您还能想起我，那个时候您星期天来我家里对我爸说，一定要督促我好好学习，说农村人只有考学这一出路，要不然，我哪会有今天的工作。”

我与同学一样受教、受益于她的关爱。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老师课堂上教一篇新课通读课文时，内容是故事的主角在旧社会如何受地主欺压、剥削的。老师读到动情之处，声音哽咽，一度失声。讲台下的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与书中的人物感同身受、情感共鸣，一片啜泣，心中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生活的爱;她教我们《木兰诗》一课时，先是让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同学与她共同清唱了豫剧《花木兰》的一段经典唱腔：“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然后再给我们讲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最后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地引入课文。同学们听了戏、沉浸于花木兰的英雄故事中，读起课文浑身是劲，记忆深刻到至今我尚能一字不落地全文背诵《木兰诗》。

我初中毕业面临着上中专还是上高中的选择，在人生的拐弯处，父母及家人无人能拿定主意，原因是家中实在无力供养我远行求学。一心想吃“好面馍”的我异常焦虑、甚至颓废。老师说，年龄小、家里条件受限，别想太多了，上师范免学费、生活费，毕业还能有份工作，就近上师范吧。我于是报了家门口的师范学校。虽略有遗憾，但毕竟有了城市户口。上师范时，曾收到一位女同学折叠成“摔包”形状的信。当时，那同学在路边把信递给我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我好奇而又费力地打开那封信，才发现是她向我敞开了心扉，那折叠得严严实实没有信封的一页纸，是一位少女坦露的心声。我六神无主，好在我上师范的学校离母校不远。周末，我求教老师，老师说，你要上四年师范，再说，学校也不准谈恋爱，这女子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们不太合适。我遵其嘱，把这份美好藏在心间，继续心无旁骛地精耕学业。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与老师一乡一城，鲜有相见的时间。前几年疫情，想要去看她，每次联系，她都在电话中说，打电话的方式很好，现在有要求，要遵守要求，尽量不要聚集;不到我这里聚集，你们也不要聚集。那口气，如师如母、循循善诱，依然把我们视为曾经的顽皮孩子，怕我们这些“大孩子”不听话违反纪律。遵规守纪，在她心里是大道。退休后，她把对教育的热爱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编了两本“儿歌集”，自费出版免费送给小城城乡幼儿园。

“我印了8000册呢!”她自豪地对我们说。正如她书中引言所述：“我虽然退休多年，但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一直愉悦着我的胸怀。”“我从事教育三十多年，对少年儿童有着深深的感情。”她用朗朗的儿歌引导着“小孩子”，让他们学会懂事、阳光、向上、感恩，这是她心里的正道。

那天，我们站起来告别老师，她拉着我们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再走。”于是，“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被她抑扬顿挫成一首丝滑的送别曲。她高音嘹亮、长音缭绕，吐字清晰，让我们的不舍转变为对她的祝福。我们欣喜地对她说：“您这么大年龄唱得字正腔圆、不急不缓，一定高寿!”她笑着回答：“我今年八十八了。”我忽然想起了那件文坛轶事：“何止于米，相期于茶。”今年是老师的米寿，等到老师茶寿时，我们也都近八十岁了，若期许成真，岂不是师生佳话和充满喜乐的小城故事。

老师姓张名讳秀华，秀外慧中、朴实无华，人如其名。她从业于界首四中，仍蜗居于以前教室改造的两间旧房中，四周墙壁上挂满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和她的合影。“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

肖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