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礼！12位抗战老兵记忆中的烽火岁月

八十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段镌刻着血与火的历史从未远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安徽画报》记者寻访到省内12位尚健在的抗战老兵。如今，他们皆已迈入鲐背之年，烽火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少人耳渐聋、目渐昏，可当提及当年的战斗经历、革命历程，他们浑浊的眼眸便会瞬间亮起，话语虽缓却字字铿锵，将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娓娓道来。

山河无恙，老兵弥坚。今天，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讲述，穿越时空，重温那段不屈的抗争史，致敬永不褪色的英雄魂。

窦保轩

萧县 （97岁）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绝不罢休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位于宿州市萧县张庄镇的家中，97岁的老兵窦保轩靠在床榻上喃喃哼唱起这支刻在骨血里的旋律。这开头的几句词，是连接他与烽火岁月最深的印记。

窦保轩

1943年，年仅15岁的窦保轩投身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他起初在卫生队，但少年胸膛里跳动着冲锋杀敌的热血。“我要下连队打仗!”翌年，他如愿以偿，第一次直面生死。

那是一个被日军突袭的拂晓，敌人如鬼魅般扑进新四军的集合地淮北铁佛寺，岗哨示警的三声枪响就是紧急集合令。窦保轩抓起一把沉甸甸的大刀就冲了出去。一道寒光闪过，日军刺刀狠狠扎进他的胳膊，所幸未伤筋骨。生死一瞬，一个鬼子的刺刀卡进了树干，正奋力拔取。窦保轩没有迟疑，手中大刀带着风声劈下……这场惨烈的白刃战持续到天明。凭着无畏的勇气和手中的大刀，他毙敌两人，伤敌一人。多年后，胳膊上的伤疤依然清晰，印证着窦保轩“死也是一刀，活也是一刀”的战场誓言。

从此，数十次大小战斗，处处留下他搏命的身影。子弹打光就挺起刺刀，每一次冲锋，都是对他入伍时誓言的践行：“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绝不罢休!”

烽烟岁月里，师长彭雪枫是他心中最温暖的灯塔。“彭雪枫师长是最亲爱的。”老人声音哽咽。一次师长把战马让给腿脚不便的小战士骑的往事，他多年后才知那份深沉的爱护。得知师长牺牲安葬于泗洪，一份绵延数十年的牵挂就此生根。只要身体允许，他必年年前往师长墓前，安静地倾诉。“他对战士们的爱护最好了……”言语间，泪水无声滑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窦保轩又相继参加了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窦保轩的左眼被弹片击中永远失去光明，他仍坚守阵地。1952年，带着三等功2次、四等功3次的战功与满身伤痕，窦保轩复员回乡，默默耕耘在田间地头。他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数十年甘为普通农民，极少向家人讲述过往的硝烟。

高维田

天长 （100岁）

日伪顽相互勾结，但我们越打越勇

“当兵就是打鬼子。”在天长市翠微巷的一栋平房里，100岁的抗日老战士高维田谈起往昔峥嵘岁月，依然身姿挺拔、思路清晰。

高维田

1925年出生的高维田，童年在贫寒中度过。老家天长市金集镇黄庄的土地上，他目睹父亲与兄长为地主帮工却难以糊口，而少数人不劳而获，心中埋下对不公世道的追问。当新四军出现在家乡，他们打恶霸、斗地主、为穷人谋福利的举动，让高维田与伙伴们看到了希望。

1943年6月，他毅然加入新四军天高支队金集区大队，在金集、秦栏等地开展游击战。“新四军官兵同吃同住，肯帮穷人”，这份朴素的认知，成了他投身革命的最初动力。编入东南支队2师独立旅后，他亲历日寇对路东游击区的三次“三光”扫荡，集镇成焦土、百姓遭屠戮的惨状，更坚定了他“把鬼子赶出去”的决心。在第二、第三次反扫荡战斗中，高维田的机智勇敢让他脱颖而出。

1943年，冶山、彭家庄等地的数十次战斗里，他带着三发子弹、两颗手榴弹，在日伪军眼皮子底下放哨送信，为部队传递关键情报。“一发子弹要打倒一个敌人”，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夜晚的战斗总结会上，总能听到他对战术的独到见解。 1944年9月，因表现出色，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调为警卫员，随罗炳辉师长参加葛塘集、水口等地的战斗，见证了收复来安县城的激烈较量。

“日伪顽相互勾结，但我们越打越勇”，老人回忆时眼中闪烁着光芒。那时的他和战友们吃着咸菜稀饭，睡在老乡家或野外草铺，却凭着“能吃饱、能打仗”的乐观，在绝境中开辟胜利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定远县藕塘，正在开会学习的高维田与战友们欣喜若狂。“群众欢欣鼓舞，部队也高兴!”他随即奉命收复六合，抵达时县城已解放，日军正仓皇逃往南京。那一刻，烽火中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黎明。

岑德标

天长 （97岁）

抗日是英豪，生死皆坦然

“人固有一死，不过早一天晚一天，抗日是英豪。”97岁的岑德标，先后参加过二十多次对日作战，立下累累战功。

岑德标

1928年6月，岑德标生于天长市原釜山乡，幼年记忆只剩“贫寒”二字。1942年，新四军在当地动员青年参军，不足15岁的他顶替刚结婚的哥哥加入新四军天高支队，由此踏上革命路。那时部队行军作战条件极差。一次借住老乡家，床铺不够就打地铺，一排战士的脚只能伸进床洞。即便这样，有地方住已算幸运，时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铺点稻草露宿野外。但岑德标和战友们从未觉得苦。“那时候我们没有兵工厂，靠大刀、手榴弹作战，夜晚去袭击，一次战斗中还三次俘虏日本兵，缴获了他们的枪支。”

对日作战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攻打来安水口日军的战斗。当时驻水口的日军，仗着两个互通的碉堡、充足弹药和三道防御工事，根本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岑德标所在部队已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三团二营，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日军在碉堡周围设三道“围子”：第一道是“钢丝围子”，他和战友们用大刀砍开便能通过;第二道是“水围子”，即三米宽的水沟，水下还有尖毛竹签，战士们用装土的麻袋扔进水沟，踩着麻袋冲了过去;第三道是“土围子”——用泥和稻草夯成的土墙，日军躲在后面，用1挺重机枪和6挺轻机枪通过射击孔疯狂扫射。

二营300多人多次顽强冲锋，激战两天半。第三天上午，日军从滁州调来三架敌机和几百援兵。为避免更大伤亡，独立旅命令部队暂时撤退。就在这次战斗中，岑德标负伤：日军轰炸时，他躲进稻田，一块弹片击中左脚踝，鲜血直流。战友将他背下战场，由四个当地民工抬到来安施官的独立旅卫生部救治，后转到天长市张铺镇葛家巷休养3个月。经鉴定，他的左脚踝关节下外侧筋络受弹伤，为八级伤残。

“这块弹片到现在也没取出，这么多年走路一直受影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岑德标与战友们得知消息后欢呼了许久。

朱旭伟

无为 （95岁）

不怕枪林弹雨，时刻准备冲锋

朱旭伟

1930年出生的朱旭伟，童年在动荡中度过。国民党部队抢粮、日军残酷扫荡，让他和家人常年为躲避兵乱而逃往别处。直到新四军来到家乡，教唱革命歌曲、帮村民干活的身影，在少年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13岁那年，朱旭伟帮新四军送信时的机灵劲儿，被新四军七师十九旅警卫连李昌信排长看中。当排长问他是否愿意当兵时，这个还没步枪高的少年有些犹豫：“我拿不动长枪。”排长笑着将自己的手枪跨在他身上，沉甸甸的枪身让少年挺直了腰杆。“死也不当国民党的兵!”1944年，14岁的他被授予短枪，成为警卫连最小的“小鬼”战士。

在无为尚礼区河背的日子，是他最难忘的时光。他所在的警卫连四五十人，常年与河对岸的敌占区对峙，巡逻、侦察、传递情报，少年的脚步踏遍了周边村落。最痛的记忆，是连指导员王符志的牺牲。那次遭遇战中，日军故意暴露火力引诱，当王符志探身观察时，埋伏的鬼子一枪击中他的胸口。“我眼睁睁看着指导员倒下，他被抬走时只说了句‘我革命成功了’，没多久就牺牲了。”朱旭伟的声音哽咽。

指导员的鲜血，让这个少年真正懂得了“革命”二字的重量——那是用生命守护家国的决绝。此后的日子里，朱旭伟更机敏地穿梭在敌占区边缘。为摸清情报，他常常一夜换几个住处，将日军动向及时传回部队。小小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传递着胜利的希望。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北撤，又相继参加了睢杞、淮海、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军功章见证了他从少年“小鬼”到钢铁战士的蜕变。解放后，他响应号召回乡建设，从未以英雄自居，孩子们只知道父亲是个老兵，却不知他曾在生死线上冲锋。

李守良

利辛 （98岁）

与敌人拼刺刀，放倒两名鬼子

李守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嘉山县(今明光市)，饥饿像藤蔓般缠绕着大地。父亲客死异乡后，12岁的李守良成了义父义母家的放牛娃。彼时，穿灰布军装的新四军常在山间出现，某天两位陌生人的呼唤，让他的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小鬼，给我们送点饭吧”——这句寻常的请求，成了他与革命结缘的开端。义父义母蒸的糙米饭，通过少年的双手送进游击队员手中，一来二去，嘉山县十八区区长李京廷和书记杨世堂成了他最信任的人。15岁那年，他穿上像袍子般晃荡的军装，成了部队里最小的通讯兵，打草鞋的手艺成了他给战友们最实在的帮助。

加入部队后，李守良跟随队伍在山里开展游击战。1943年，十里长山的一次战斗，是刻在他记忆深处的烙印。他回忆，当时与老兵趴在水沟里躲避搜山，整整三十六个小时，炒米成了奢望，泥土成了压制咳嗽的良药。当民兵队长的老父亲将他们藏进石缝，每天让家里小姑娘送来的热饭，成了绝境中最温暖的光。

老兵外出寻队后杳无音信，独留少年抱着两支枪在石缝中煎熬。后来小姑娘上山来说：“你出来吧，你们的部队来了。”“我还不敢相信，怕她认不清，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背着两支枪跟着她出去了。这两支枪，一支是我的‘马拐子’，另一支是那个老兵的‘俄国造’枪，他走时没带。等到了村子里，我一看就认出来了，是我们侦察连的宛连长。我跟着宛连长走了，三天后又找到了我们嘉山支队，指导员见到我，一把把我抱了起来。”

李守良在山里打游击的日子里，多次与日军激烈交锋，左手食指上那道清晰的刀疤，便是他英勇战斗的见证。尽管年少，但他凭借灵活的身手和在部队学到的战斗技巧，尤其是拼刺刀的本领，在战场上毫不畏惧。在一场敌众我寡的遭遇战中，他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凭借灵巧的拼刺刀技巧，连续放倒两名鬼子。然而，长时间的战斗让他耗尽体力，在与第三名鬼子拼杀时，鬼子的刺刀卡住他的枪杆，又顺势挑伤了他的手指。尽管战斗已过去多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场景，李守良至今记忆犹新，那道刀疤也成为了他独有的“军功章”，诉说着当年的铁血荣光。

石荣芬

郎溪 （95岁）

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盛夏的郎溪老街，95岁的石荣芬老人坐在一张缠满棉线的旧藤椅上。她是郎溪县最后一位健在的抗战女兵，一双布满岁月刻痕的手，曾于烽火岁月中撼动过太行山巅的“消息树”——当树影在山巅疯狂舞动，便是乡亲生死转移的信号。

石荣芬

1930年，石荣芬生于河北唐县。七岁那年的寒冬，山河破碎的惨景烙入她眼底。1937年11月，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革命的星火瞬间点燃了她的心。七岁的石荣芬加入了抗日儿童团，瘦小的身影日日守望在村后光秃秃的石头山岗上。羊群是她的伪装，山顶那棵孤零零的“消息树”是她的武器。一旦日寇扫荡的黑影在地平线蠕动，她便以幼小身躯拼尽全力撼动树干。树影狂舞，无声的警号在群峰间传递，游击队和村民得以遁入深山。

在抗日根据地，这些小小身影是播撒火种的信使。石荣芬个子尚不及枪高，却站岗、送信、张贴标语样样争先。她和伙伴们用歌声、舞蹈、演讲将党的抗日主张送入人心：“全民团结，抗战到底!”稚嫩童音在村巷回荡，点燃了无数胸膛里的火焰。1944年，只有十四岁的她因表现卓绝，在鲜红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唐县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转入妇救会后，她将革命的热情化作更坚实的力量。组织妇女们磨军粮、纳军鞋，她总是冲在最前头。更令人难忘的是，她把党的政策、抗日的道理，都编进了激昂的北方山歌里。

1949年初春，刚成为母亲的共产党员石荣芬接到支援南方革命工作的调令，毅然将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家中老人，与丈夫穿越敌机轰炸、冷枪突袭等战火硝烟，九死一生抵达郎溪。此后岁月，她辗转于土改宣传、邮电通讯、妇幼保健等岗位，将太行山赋予的坚韧融入新中国的建设。晚年的石荣芬非常俭朴，旧衣穿了数十年，藤椅补了又破。如今，对于过去的经历，虽然有些细节已经模糊，但她一直记得自己“保家卫国，为党服务”的初衷，每当有年轻人探望，她总爱将他们拉到这张藤椅旁，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反复叮咛：“跟着党走，日子才有奔头。”

胡文藻

太湖 （94岁）

子弹再低一点，命就没了

胡文藻

1931年，胡文藻出生在鄂皖交界处的湖北省蕲春县檀林镇大王山。父母离世后，他栖身于大伯家中。这位开明人士的居所，是当地新四军秘密集会的场所。白日放牛，夜晚他便溜进那弥漫着热切低语的房间——听他们讲发动青年、争取士绅、为匮乏的枪支弹药奔走。革命的星火，就这样在少年凝神的眼眸里，无声燎原。

1944年2月，年仅十三岁的胡文藻加入新四军沿江纵队。因其机灵勇敢，很快赢得“小鬼”的亲切称呼，跟随老侦察员陈克润学习。

这年某天，一项关乎联络的重任落在二人肩上：将密信送达桐山冲的新四军第5师某部政治委员钟子恕。信笺被仔细藏入胡文藻的衣领。沿途日寇炮楼林立，封锁森严。行至中途，两名伪军拦住盘问。陈克润有异地口音，按计划佯装哑巴。胡文藻沉着应对：“去桐山冲走亲戚，这是我哑巴哥哥。”伪军疑心未消，纠缠不休。胡文藻瞥见路边小店，灵机一动：“早上没吃，肚饿难行。”遂引敌同入店内。

两碗滚烫的面条刚端上桌，陈克润一个眼色递来，胡文藻心领神会。骤然间，热面泼向伪军面门!趁对方捂眼哀嚎，两人迅疾夺下枪支，从后门跳河遁走。追兵逼近时，他们隐于巨石之后，故意将缴获的枪管露出。敌人望枪却步，二人得以脱险，终将信件送达。第一次任务便缴枪两支，胡文藻赢得上级赞赏。

敌强我弱，宿松、蕲春、黄梅、太湖间的游击岁月浸透苦辛。常被围困于深山，数日仅以野果野菜果腹。武器落后，他们遂避敌锋芒，聚散如风，以灵活战术袭扰日伪，“所以这个部队战斗力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如惊雷炸响在大别山区的队伍中。“哎呀!高兴极了!”胡文藻至今忆起，兴奋之情犹在眉间跃动。

革命胜利后，胡文藻历经望江、潜山等地武装工作，1956年转业地方，从安庆到太湖，在供销、商业、工业等多个岗位奉献至离休。

如今，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子弹再低一点，命就没了……革命胜利了，多少同志却牺牲了。”念及长眠的战友，心绪难平之际，他总会打开电视——荧屏上国富兵强的画面如春风化雨，熨帖着沧桑的心。

鲍启太

宣城 （96岁）

穿军装，上战场，打鬼子

在宣城市九洲小区，96岁的鲍启太家中客厅的醒目位置，挂着一张他身着戎装的老照片，胸前的勋章无声诉说着曾经烽火连天的岁月。

鲍启太

1929年，鲍启太出生于安徽巢湖。“那时候家里穷，没得吃也没得穿。”他回忆道。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到来彻底打破了他本已艰辛的童年，一位老人被日军刺死的场景更深深刺痛了他年幼的心。保家卫国的种子就此萌芽：“穿军装，上战场，打鬼子!”

年仅11岁的他，怀揣着满腔热血多次申请参军，屡次因年幼被拒。倔强的少年并未放弃，1941年，12岁的鲍启太终于带着几位同乡青年，辗转找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后编入新四军第七师)。当部队领导再次因他年龄小而犹豫时，他昂然说出心声：“我是为中国四万万同胞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保卫祖国、保卫下一代!”这份超越年龄的坚定信念，最终让他如愿穿上了军装。

在部队里，鲍启太当过穿梭于火线的通讯员、勤恳的勤务员。后来，组织看重他的责任心，三次送他到新四军的卫校学习，培养他成为新四军第七师医院某分所的一名卫生员。他深知卫生员肩上的责任：“发药一点岔子不能出。”更将伤员的生命看得比自己还重：“炮弹飞来，要趴在伤兵身上。把我打死了不要紧，不能把伤员打死了。”

鲍启太跟随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动在巢湖地区，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亲历了奇袭裕溪河畔钓鱼台日军据点的战斗，战士们用灌满炸药的酒瓶作为武器，奋力掷向敌堡将其摧毁;也曾三次参与攻打王龙岗的日寇碉堡。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16岁的鲍启太跟随部队转战至山东枣庄。在一次战斗中，连里看中他身手敏捷，派他攀上城墙消灭敌人。他无畏地执行命令，刚爬上墙头，炮弹便迎面袭来。“就是在那场战役中，我受了伤。”老人摸着左胸口的位置说。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鲍启太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47年，他在孟良崮战役时左足背和胸部受伤，1948年在淮海战役时负伤5处，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斗中左膝处受伤。

石纪伦

萧县 （94岁）

打得激烈得很，枪越响越有神

“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俘虏了十几个日本兵，缴获十几挺机枪。”回忆起与日军的交锋，94岁的石纪伦依旧历历在目。

石纪伦

1931年，石纪伦生于萧县王寨镇石桃园村一个赤贫农家，一家8口挤在简陋土坯房里，仅靠几分薄田维生，饥饿与贫困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

1944年7月，13岁的他毅然投身革命洪流。彼时中国正遭日军铁蹄践踏，这个贫苦少年怀揣朴素的爱国情怀穿上军装，成为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战士。

入伍不久，他便在萧永游击队担任通讯员。这个岗位看似平凡，却需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传递情报，每一次出发都是与死神的较量。1944年8月的一次紧急任务中，敌军刺刀刺穿他的左腿，迎面骨严重受损。虽然医疗条件极度匮乏，但他仍强忍剧痛完成任务，那块未能完全取出的碎骨，从此与他的身体长在一起，成为烽火岁月最深刻的印记。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跟随游击大队转战各地，永城的对日作战至今清晰印在记忆中。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他和战友们毫无惧色，“打得激烈得很，枪越响越有神”。那场战斗中，他们成功俘虏十几个日本兵，将缴获的十几挺机枪捆成一捆，高兴地送回后方。

战火淬炼中，部队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他的血脉。他始终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奉为圭臬。在群众家中借住时，哪怕是一口热饭，他也坚持先让给老人，自己则常啃着干硬的杂粮充饥。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石纪伦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1950年8月底，新中国的曙光照亮大地，他退伍返乡。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为新中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刘元甫

泗县 （96岁）

人可以死，缝纫机不能丢

“人可以死，缝纫机不能丢。”96岁的抗战老兵刘元甫如是说。他从军十余载未扛枪作战，却凭后勤坚守荣立一等功，在烽火岁月里书写了独特功勋。

刘元甫

刘元甫原名刘元府，1929年正月十六生于宿州市泗县大庄镇佃庄村小集庄，因办理身份证时不慎写错名字，便沿用至今。1944年1月，15岁的他应征入伍，踏上革命征程。因年纪尚小无法上前线，被安排在佃庄供给科制作军装。他所在的泗灵睢大队，1943年10月改名为县总队，1945年初扩编为县独立团，人数从一百人增至1200多人。泗灵睢独立团成立后，多次与新四军四师九旅主力协同作战，对日伪顽势力展开斗争，为解放全中国立下卓越战功。

彼时泗灵睢地区日伪顽势力交织盘踞，部队冬装补给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供给科的任务量陡增数倍。刘元甫回忆，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厂房，他们有时分散在群众家中，有时把厂子安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每个服装缝制点有十个人，有人负责裁剪，有人负责缝制，而只有他掌握全部制服工艺，一个缝制点每天最多能做30套军装。

“一次战斗失败后，部队向正北撤离，每台缝纫机由两名战士保护。当时缝纫机背在背上，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有时还要小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两个肩膀都勒得通红，咬着牙也不能落下队伍。记得出发前，所有供给科人员都立下军令状：人可亡，机(缝纫机)不丢啊!”

1945年6月，他被调到新四军七分区(淮北)被服厂。当时厂里接了一批冬服加工任务，因机器简陋，制衣进度放缓，刘元甫不敢怠慢，每件衣服都认真缝制，每天忙到深夜，最多一天做了3套棉衣，比老工人还多。任务结束时，仅他一人就做了近百套冬装，因工作突出被评为“一等模范”。

郑志龙

怀远 （99岁）

军民鱼水情，刻在岁月里

郑志龙

郑志龙祖籍安徽宿县沟西村，在家排行老二。1943年，17岁的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迫离家。1944年9月，正值新四军第四师恢复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期，他所在的部队集体起义，郑志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第9旅第26团三营七连的一名战士。在攻打怀远木城圩伪军韩全山部的战斗中，他不幸被子弹击穿胳膊，负伤后在四师后方医院治疗康复。伤愈后，他转任部队通讯员，后又调任新四军第七师第19团通讯员。

新中国成立后，郑志龙继续在炮兵第19团任职，担任排长;1954年11月，任福建军区护航炮三营一连副连长;1959年8月，任步兵守备第9师参谋等职。1963年4月转业后，他在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怀远县供销合作总社宣教股长、县服务公司股长和副经理等，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直至1987年12月光荣离休。

离休后的郑志龙闲不住，多年来常参与怀远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的清明祭扫和春节座谈会，这些活动仿佛是他与往昔战友、峥嵘岁月的特殊联结，默默传递着红色基因。

如今，99岁的他在蚌埠市怀远县城南大街青龙桥的百货公司宿舍居住，与照顾他的小女儿郑红艳一家生活在一起。郑红艳回忆，小时候听母亲说父亲是浴血奋战的老兵，心中满是骄傲。长大后，她常听转业到地方的父亲讲述峥嵘岁月：孟良崮战役中，身为通信员的郑志龙不幸负伤，左手臂被子弹贯穿，腿部也被弹片划伤，不得不转移到村落休养，得到当地民众悉心照料，亲身感受了军民鱼水深情。伤愈后，他毅然重返战场，继续战斗不息。每次讲述这段经历，父亲都记忆犹新、条理清晰。

项培荣

阜阳 （98岁）

新四军专打鬼子，还邀请我参军

“新四军是抗日部队，官兵平等。我原来上学时还给抗日部队写过信呢。”在阜阳颍州区的家里，98岁的项培荣这样说。

项培荣

项培荣的老家在浙江安吉县大山里，家里是佃户，生活艰苦。父亲重视教育，送他进私塾读书。考初中时，他到离家40多里的学校复习，后因国民党部队进驻，学校停课，他只好回家放牛。

194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几个身穿蓝灰色军装的新四军向他问路，称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来打日本鬼子。怀揣爱国梦的项培荣，将黄牛缰绳和砍柴刀交给同行伙伴后为他们带路。路上，战士们介绍新四军官兵平等、专打鬼子的事迹，还邀请他参军。送达目的地后，战士们邀他吃饭，17岁的项培荣就此加入新四军，甚至没跟父母告别，便投身抗日战场。入伍第一天，他跟着战友走了30多里山路到驻地，刚到又要开拔，班长给他一支中正式步枪和100发子弹，他兴奋不已。部队昼伏夜行，他边熟悉纪律边练习武器使用。因上过私塾、读过书，被战友们称为“秀才”，还兼任文书和通讯职责。

入伍第三天转移时，尖刀班发现敌人。借着月光，他看见山路上的敌人，跟着老兵趴在路边射击，打了三枪后敌人散去，后来得知是偷袭新四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两个多月后的山区伏击战中，他带领战斗小组俘虏4名敌人和缴获多支步枪，获上级表扬，并光荣入党。

项培荣左小腿的凹痕，是1945年与日寇战斗中留下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驻扎溧水的日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天皇都投降了，还猖狂什么!”上级下令进攻，20多个日军和百十个伪军负隅顽抗，还用迫击炮还击。项培荣埋伏的民房前传来爆炸声，他左腿和头部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但对敌人的愤怒压过疼痛，他拔掉小腿弹片，简单包扎后继续战斗。之后，他不顾伤势，跟随部队转战，与日寇多次战斗，每一场都冲锋在前，用信念和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与国家领土完整。

如今谈及往事，他说自己只是千万革命战士中的一员，能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是一生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