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老去算体面？

截至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人，占总人口数的22%。据测算，从2030年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1/3。老去,既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公共课题。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日，五六十岁恰是午后的开端，也是步入老年的开始。一日方长，我们该如何度过人生的“午后时光”?

近日，贝壳公益与《人物》杂志联合举办“人生的午后”银龄生活主题沙龙，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如何体面老去”这一生命课题。

对于老去，我们准备好了吗?

问：老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明天。面对老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如何体面、有尊严地老去?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20年，从事老年工作近10年。我发现，老年人群体在不断增加的同时，长寿老人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比如，过去，大部分来门诊看病的都是五六十岁的“年轻老人”;现在，90岁高龄的老人都不鲜见了。

为老年阶段要做哪些准备呢?这需要多方面的考量，包括身体、疾病、认知和心理的准备，还要涵盖财务规划、家庭与社会支持，特别是照护资源的提前安排。

评估老年人能否体面生活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他/她能否独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老人能独立行走、乘坐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说明躯体功能不错;可以准确用智能手机的软件找到陌生的地方，就证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也没有问题。

有尊严地老去，意味着在老年阶段仍然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无论是身体活动、疾病管理、财务支配，还是医疗决策，甚至包括生命末期的选择，都有自主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应在不同年龄阶段提前为老年生活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经验，提前规划：50岁该做哪些健康准备?60岁、70岁又该怎么做?每个阶段都要有清晰的目标。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年龄约75岁的老人，既要控制慢病、保持运动和营养，更要持续保有学习新事物的动力。这种学习不一定是高科技，哪怕是退休后开始养花种草，尝试过去没做过的事情，都是在进行有效的认知锻炼。

问：如果到80岁，需要准备多少钱才能维持有尊严的晚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具体需要多少钱，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但确实，养老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经济规划，无论将来选择在哪里养老，都应当未雨绸缪，在经济上提前做好准备。

除了金钱之外，其他方面的准备也同样关键。比如身体上，要尽量保持健康;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要多交朋友、维持社交，这是应对老年孤独非常有效的方式。

此外，精神和心智上的准备也不可或缺。我特别想强调，选择和自主权非常重要，应该趁自己还能做决定的时候，就为未来可能失去自主能力的阶段做好安排。因此，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提前设立“生前预嘱”。

问：景军老师做了很多关于死亡与临终关怀的研究，您认为“有尊严地老去”意味着什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在我看来，很多六七十岁的人只要身体健康，其实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老人”。我们常说的老年标准从何而来?65岁退休年龄最早由德国提出，但当时德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政府设定较高的退休年龄，本质上是为减少养老金发放。这个标准是人为设定的，有一定的时代和制度烙印。回到“有尊严地老去”这个问题。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更倾向于从社会结构而非个人层面来思考。我认为，建立一个完善、多元的养老制度，才是实现有尊严晚年的基础。

关于“老去”，我们有多少误解?

问：目前，公众对老去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

胡泳：一是把“老去”与“疾病”或“衰弱”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衰弱”。

二是用单一标准判断老年人“有没有用”。老年人不是负担，他们的经验、智慧与社会价值其实非常重要。

三是把“优雅地老去”或“有尊严地老去”当成目标。事实上，优雅与尊严并不完全由个人掌控，它还受到社会支持、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影响，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要追求的东西。

四是很多人容易把养老看作纯粹的个人责任问题。事实上，养老不仅关乎个人生活方式，更深层地还关联到社会结构、政策导向与社区支持。若仅将其归为个人问题，便无法真正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养老挑战。

景军：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老年人学不会新技术”，把数字鸿沟简单归因于年龄。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误解，好像人一老，学习能力就必然退化。事实并非如此。

数字鸿沟主要不是年龄造成的，而是代际技术差异带来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技术。比如，现在很多80多岁的老人会修半导体、调电视机，而很多年轻人反而不会。这正是因为他们成长的技术环境不同。不能动辄说老年人“笨”或“不肯学”，这本质上是代际之间的技术隔阂，不能简单归咎于年龄。

孙晓红：从医学角度看，一个很普遍的误区，就是把“疾病”直接等同于“衰老”。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70%以上的人有一种慢性病，约40%同时患有2种及以上慢性病。很多人认为“病多了就是老了”，但实际上，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衰老，关键不是看他有多少病，而是看他的“功能”保持得怎么样。功能评估主要包括4个方面：躯体功能、认知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只有这些功能整体下降时，我们才认为是衰老的信号。作为老年科医生，我们认为老年人完全可以“带病生存”，核心目标是延长健康寿命，提升生存质量。

如何应对养老焦虑?

问：现在不少年轻人存在养老焦虑，如何理解这种焦虑?您有什么建议?

胡泳：年轻人焦虑的根源在于社会养老基础设施薄弱。从数据上看，需要被照护的老年人口比例正从22%向30%攀升，而能够提供照护的年轻人口却在减少。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要求把养老责任更多转向社会。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推动社会兜底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但这需要时间，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推动。

孙晓红：我和同龄人常说：活着时要争取健康，离世时但求安详。若能无痛苦地在睡梦中离去，也是一种福气。

从医疗角度看，我们这些逐渐老去的人，现在最能做的，就是提前规划。我们鼓励大家都做“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尽早想清楚自己年老时希望接受怎样的医疗和照护方式，到关键时刻，不让子女因慌乱做出感情用事的决定。

问：许多人期盼有尊严地、优雅地老去，对此您怎么看?

胡泳：一个人晚年是否能够保持尊严，往往不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健康状况、是否罹患慢性病或残疾等客观因素决定。从这个角度，“优雅老去”是个伪命题。但是，仍然可以说我们要优雅老去，这取决于如何看待“老去”这件事：接受生命是有限的，接受许多事需要他人帮助。通达地认识这一切，你就能优雅老去。我不会对子女说“我老了不希望你们照顾”，我会说“我老去以后，如果你们愿意照顾我，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照顾”。勇于接受帮助、承认脆弱、学会服老——这样的老去可以理解为优雅。这里的“优雅”不在于外在形象的维持，而在于身处脆弱仍能保持自我理解与情感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