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代言？一条江，一群鸟，N种土特产…

春末夏初的崇明东滩，芦苇摇曳，鹬鹭翔集。眼下正值春季鸟类迁飞过境高峰期，无数生灵在那里停歇、补给，继而振翅飞向更远的北方。

近日，东滩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用镜头里捕捉到了一个全新身影——蒙古短趾百灵。这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让这片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朋友圈”又扩大了一分。

今年是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亦是坚决贯彻“长江大保护”的第十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和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举行，崇明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聚焦。

讲述崇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未必需要宏大叙事。不妨换一个角度，倾听江豚的逐浪欢鸣，观察飞鸟的翩跹羽翼，探寻乡土物种的生长脉络。崇明用十年深耕、全域守护，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与生物多样性的自然密码，镌刻在江海交汇的每一寸土地上。

“一条江”的新生

“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江豚。大概40多年前，江豚数量急剧下降，几乎很难见到。这两年，江豚又出现了，我经常看到两三只江豚在一道，大的带着小的，就像妈妈驮着儿子，特别可爱!”

谢世潮今年58岁，出生于长江口一个渔民之家，有33年捕鱼经验。长江禁渔后，他收起渔网，成为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简称“水野中心”)监测船的一名舵手。长江口对他而言，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江豚。

长江万里，奔流千年，滋养无数生灵。作为长江链接东海的唯一门户，长江口是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物种与日本鳗鲡、刀鲚、凤鲚等关键经济物种的江海洄游通道。这里为众多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

以往，因航运、捕捞、污染和栖息地退化，中华鲟、长江江豚等野生种群一度挣扎在灭绝边缘。十多年前，无法在长江口监测到野生中华鲟曾是常态，这一物种的自然繁殖曾陷入停滞。

2016年，国家正式提出“长江大保护”战略；2018年，上海率先启动“长江十年禁渔”试点；2021年，禁渔令全面实施。崇明三岛岸线蜿蜒漫长，成为全市禁捕执法的前哨。

面对长江口水域开阔、水情复杂、船舶密集、非法捕捞隐蔽性强的难题，崇明以科技赋能监管，织起“水陆空天”一体化防护网。2022年起，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专线接入崇明，75个感知点位遍布岸线，小目标雷达、北斗、AIS等设备24小时精准捕捉船舶动态。此外，崇明还在全市率先建立区级渔政指挥中心，实现全天候、全水域的禁捕执法监管。

禁渔是守护水生生物的根基，也是长江生态修复的前提，而后者既要“退渔还水”，更要“还水于自然”，从源头修复水生生物栖息地。十年间，崇明投入40多亿元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一步步筑牢江海生态屏障。

浦明码头是长江岸线治理的“硬骨头”之一。数年前拆除硬化场地时，施工人员发现地下是20世纪90年代的垃圾填埋场。为了不让其影响长江岸线的生态，崇明启动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大开挖：垃圾清运、分类处置，净土回填，完成滩涂复绿。如今，昔日垃圾堆场变身滨水湿地公园，慢行桥贯通两岸江堤，成为市民亲水打卡的网红地。

生态修复更延伸至水下。长江口是中华鲟幼鲟从江入海的必经之处，它们将在此停留3个月，完成从淡水到咸水的生理调节，再奔赴东海成长。

过去，长江口地质以“铁板沙”为主，硬质地貌让海藻、贝类等底栖生物难以附着，成为中华鲟幼鲟索饵的天然阻碍。但如今，在长江入海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每当潮水退去，辽阔的滩涂上都会露出一片由竹阵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位于长江口的河口型海洋牧场。

这是水野中心在国内首创的河口型海洋牧场，于2024年全面建成。7.5万余平方米水域下，人工鱼礁构筑起一座“海上森林”，它们减缓流速、附着藻类贝类，为中华鲟幼鲟备好丰盛的“宝宝餐”。

中华鲟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活化石”，其生存状态直接反映了长江生态健康水平。这些年，围绕中华鲟的保护与繁育，许多重大突破均在崇明实现——2024年10月，上海首次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繁育出中华鲟5000余尾；2025年，水野中心在长江口区域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半数均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被发现。

水生态的复苏，不只是单一物种的回归，更要实现整个水域的“万物生长”。数据显示，2021至2024年，长江口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81种，水生生物资源总量稳中有升。刀鲚、凤鲚、中华绒螯蟹等经济物种显著恢复，在东风西沙、青草沙江段已形成稳定的江豚种群。长江口的水下世界，正重现“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盛景。

雄性中华鲟。张海峰 摄

“一群鸟”的回归

对候鸟来说，迁徙其实是场残酷的生存豪赌。一只斑尾塍鹬从阿拉斯加飞往新西兰，全程超11000公里，需横跨太平洋与东亚大陆。为了在这种消耗极大的长途飞行中活下来，候鸟的身体会将自身内脏的组织分解，进而回收能量。

候鸟途经的补给点，成了维系其生命的关键。它们会对拥有某种特定食物的特定停经地点产生刻在基因里的依赖，在此停留、进食，重新长出被消耗的肌肉后继续出发。一旦原有停靠点消失，将给鸟儿带来致命打击。

崇明东滩，长江口最大的河口湿地，就是这样一处重要的补给站。它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核心节点，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

然而20多年前，这个“超级加油站”险些瘫痪。一种原本用于保滩护岸的外来物种“互花米草”，以其极强的繁殖扩散能力在崇明滩涂上迅速失控，它们挤占了海三棱藨草、芦苇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导致滩涂底栖生物锐减，鸟类栖息地严重告急。

2013年，总投资10多亿元的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河口湿地生态修复项目之一，历时数年，2.5万余亩互花米草被有效控制，近4万亩优质鸟类栖息地被重新营造。

崇明东滩。

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是这场“修复战”的亲历者。生态修复的同时，他和团队还为不同鸟类“量身定制”生境：深水区、浅滩区、光滩区、植被区……配合精细化的水文调控，让每一类候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环境。

精细化管护下，东滩湿地的生态承载力显著增强。2013年，东滩保护区每年记录水鸟仅10万只次左右；2025年，这一数字突破40万只次。在此记录到的鸟类种类也从不足200种增至36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62种。白头鹤、黑嘴鸥、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12种水鸟数量达到全球种群1%以上。一串串数据背后，是崇明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复苏，也是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真实写照。

同样的变化还发生在崇明最西端。作为上海唯一拥有自然潮汐现象的湿地，西沙湿地如今已记录鸟类140多种，中华秋沙鸭、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常年到访。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崇明的生态版图持续扩大，整个崇明岛宛如一座巨大的生态湿地，为万千生灵提供栖息家园。2024年7月，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紧接着，崇明又获“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两块金字招牌，是世界对崇明生态修复的认可。

黑脸琵鹭。袁晓 摄

“N种土特产”的延续

前不久，有网友分享了在崇明游玩时拍到的有趣一幕：水田间，一只深褐色的水牛悠然觅食，其背上站着一只橙首长脚的白色鹭鸟。“牛背鹭”——这种鸟儿的学名就此得到具象化的呈现。

网友在崇明拍摄到的“牛背鹭”有趣景象。图源网络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那头看起来憨憨的水牛——那是曾经濒临灭绝的上海水牛。近年来，为了维持生物多样性，崇明全力推进上海水牛这一物种的抢救性保护行动，目前全市存栏量600多头的上海水牛，九成以上在崇明。

崇明的鱼和鸟名声在外。但一座世界级生态岛的生物多样性，不只关乎珍稀物种的守护，更关乎那些看似寻常却维系着一方水土基因的“土特产”。

崇明有着咸淡水交融的独特环境，其肥沃的滩涂土壤、温润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从崇明金瓜、崇明香酥芋、崇明水仙，到上海水牛、沙乌头猪、崇明白山羊，万千乡土物种在这里扎根繁衍，既是自然馈赠，也是崇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崇明在守护珍稀物种的同时，也深耕本土物种的保护、繁育与开发，让“土特产”焕发新生，让生物遗传资源成为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载体。

这背后，有对核心种源的提纯复壮。比如，针对崇明水仙、崇明金瓜，崇明为其建立了种质资源库，通过品种改良、保护原生品种，优化培育技术，将其打造成上海特色花卉及农产品名片。

这背后，也有科技赋能。崇明选育的“崇明1号”清水蟹，凭借生长快、规格统一的特性，成为河蟹产业的新星；通过前沿生物科技，纯种崇明白山羊的扩繁速度大幅提升，进一步打响品牌与市场竞争力；崇明特有的苦草、藏红花等，也通过“三产融合”不断提升附加值。

如今，崇明的生物遗传资源，既是生态多样性的重要组成，也成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宝贵财富，逐步构建起“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良性循环。

崇明清水蟹

这些年，通过探索极小种群物种重引入，扬子鳄、麋鹿等濒危种群也在崇明重新出现。崇明新村乡有着上海唯一、全国少有的麋鹿自然栖息地，多头麋鹿在此繁衍生息；东滩湿地公园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为数不多能观测到野生扬子鳄的区域，自2007年引入扬子鳄进行野外放归实验以来，已累计繁育了近60条扬子鳄。

如今的崇明，湿地广袤、草木葱郁、鱼翔浅底、鸟逐云飞。当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崇明所展示的，不仅是一座生态岛的建设成就，更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为自然留白、为未来留空间的远见与担当。

作者：解放日报 沈思怡 茅冠隽 李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