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鸣：文学是人类的心灵映照

李一鸣，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评论家

记者：您在散文中多次提到对人文精神的坚守，是否有哪本书或哪位作家，让您坚定了这种文化立场?

李一鸣：我之推崇人文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受中外贤哲的思想启迪。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到，人不仅有长度，有宽度，根本在于有深度，即人文维度。我的理解是人的生命是有长短的，生活面是有宽窄的，但是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和意义，根本标尺是人文维度。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赞同科学家、教育家杨叔子在《杨叔子文化素质教育文集》一书中的论述：“人文，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人文，人就不成其为人，至多只是一个生物的人、一个工具的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人文的核心是拥有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成就人、发展人，进而关心自然、社会、国家、民族、人类。我想这应该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拥有浑厚的人文文化。学者杜维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体现在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上。这是真知灼见。孔子《论语》的核心是“仁”，我想是否可用三句话予以诠释：第一句“仁者爱人”，心怀对他人的爱心善意;第二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推己及人，不忍人之心，不忍是慈悲，是怜悯。第三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生活要承担、有理想要追求、有梦想要实现，那么一个人自己站起来也让别人站起来，自己发达同时也让别人发达，这事实上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试着把人文精神概括为三句话：把人当人看，把他人当自己看，把自己当人看。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映照，是精神实现的重要方式，它应该关怀人的生命、尊严、价值、幸福，用文字启迪人的思想，明亮人的心灵，滋养人的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认为，是否具有崇高的人文情怀，具备对人类、世界的强烈关怀，是作家和作品境界高低的分野。

一部中国文学史，何曾缺乏具有深厚人文情怀的创作!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到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从张载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鲁迅心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从五四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把人不当做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引领到“新大众文艺”的倡导，文学史上代有闪耀人文精神的大作品，当下文学现场不乏充满人文情怀的好作家。作为一名写作者在文化典籍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在时代生活和文化实践中体验、省察、感悟、升华，人文精神已经化为血液在心头涌动，也必然会在笔头流淌。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您的写作既有五四传统的回响，又有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激荡，这种历史感是否来源于某种持续的阅读谱系?

李一鸣：从精神传承发展史的维度，我们会看到，有追求的写作者总是既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会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正如鲁迅先生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百年中国文学史形成的重要经验。

从我个人来讲，20世纪80年代是离青春最近的岁月，藏着成长的记忆。青春一去不返，惟留甘美回想，我愿将之命名为“金子时光”。从社会来讲，那时整个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大学生赶上了一个有青春、有热血、激情燃烧、热气腾腾的年代。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教学楼门厅里贴满各种讲座招贴，“王富仁论鲁迅：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三次浪潮与社会变革”“萨特与存在主义”“高等教育的革命”……文学社、辩论学会、演讲协会等二三十个社团招新广告随处可见。大学生诗社热火朝天，学校在校生三千多人，诗社会员竟然过千，阶梯教室常常坐满聚精会神聆听诗歌讲座的人。山腰上，一群学生举行诗歌朗诵会，时而爆发出尖叫和欢呼，声音伴着山风传得很远。夜色降临，教学楼、图书馆像一个个发光体，到处都是读书自习的学生，到任何一个自习室、图书室，只听到纸张掀动的声音、钢笔笔尖摩擦纸页沙沙的声音，偶有一声叹息也格外分明。熄灯铃响过，学生宿舍里，有的在开思想激荡的“卧谈会”，有的没有任何动静，只看到床头有手电筒集束的光，照着翻开的书页。

记者：能具体谈谈那一时期的阅读吗?

李一鸣：青年大学生博览群书，像海绵极力吸收各种营养液，大家学习古典文学，《诗经》、先秦散文、汉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概拿来阅读，其中对明代散文我比较钟爱。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散文，写的是日常琐事，用的是平实语言，含蓄蕴藉，情深意长。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等篇章，清丽、空灵、苍凉。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独抒性灵，清新洒脱。在我读来，常有与古人神会心契之感。

可能20世纪80年代和五四时期气质特别相近吧，五四文学那时倍受我们青睐。读鲁迅深刻犀利的散文杂文，我每每如醍醐灌顶。对被重新发现的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也争相阅读。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林语堂等继承了明代散文小品的趣味追求，许多散文深得我心。当代新潮作品，像朦胧诗、伤痕文学、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改革小说备受追捧。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也涌进校园，令人目不暇接。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波普尔，不管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常常挂在嘴边;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让人沉醉其中;蒙田、培根、帕斯卡尔、卢梭、斯威夫特、兰姆等人的随笔和小品文，那种坦白的态度，随性的叙写，闲适的趣味，使我深受浸染。阅读使历史与现实紧密连接，作品的历史感与在场感或因此得以自然流露。

记者：您的散文创作中日常题材与平凡人物写得尤其动人，这种写作视角是否受到某类文学作品的启发?您的枕边书中是否有这类作品?

李一鸣：书写平凡人物、日常生活是中外文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表达。杜甫的“三吏三别”书写战乱中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被誉为“诗史”。归有光的散文《项脊轩志》写祖母、母亲、妻子，不事雕琢，道尽人生沧桑，被赞为“明文第一”。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巅峰之作，描绘的多是琐细的生活和人情的悲欢冷暖，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繁华与凋落。新文学承继了这一传统，鲁迅、朱自清、丰子恺、杨绛、汪曾祺等人的散文，鲜见叙写惊天动地的大事，多是让读者在市井生活和普通人物身上，看到时代、人性和命运。从外国文学看，契诃夫、莫泊桑、狄更斯、门罗也无不聚焦日常生活、平凡人生与社会现实，留下许多经典之作。

文学是人学，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应该写出时代中的人物来。一年来，我的枕边书除了《唐诗三百首》《时间简史》《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我与地坛》外，还放着美国作家卡佛的《大教堂》，这部短篇小说集以极简主义写普通人的细碎生活、心理情感，深深契合我、打动我。我在散文中，努力书写我眼里心中那些时代变迁中人的命运，近期的创作着意把目光投向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身上。

记者：您是习惯于慢读精读，还是随性翻阅?

李一鸣：对我来说，读书是极致的享受。我曾经在微博写过一篇关于读书的感悟小文：“有人爱黄金屋，有人爱颜如玉，有人爱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有人爱名车名马名酒名媛。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唯有读书最好最妙。读书，可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可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可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可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可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真好!”

我读书不拘泥于时间和场景，早晨醒来，通勤途中，会议间隙，高铁飞机上，只要有闲暇、有好书，我都去阅读。我觉得任何时间都是读书的好时光，任何场合都是读书的好地方。由于工作和热爱，我常常与书相伴，什么书都喜欢翻翻读读，所谓开卷有益。当然有的只需泛读，有的需沉下心来精读细读、反复品味，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