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蛰伏在文学荒原的拾荒者

葛水平的画作

2025年，诗意与现实交织的乡村史诗：“葛水平作品典藏(7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长篇小说《裸地》《活水》，中短篇小说集《我望灯》《小包袱》《一丈红》，文化散文集《走过时间》《山下灯火》。在这套作品中，葛水平书写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现了太行山地区的风土人情，描画了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缩影，更写出了她对平凡人、事的热爱。

葛水平，一位极难用文字去描述或概括的写作者，她写作，也写字、画画、弹古琴、做衣服……她是山西省文联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山西大地的丈量者。她的作品涵盖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喊山》被改编为电影，创作剧本《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

“我笃信简单平凡之物的力量”

记者：葛老师您好!对于我们生在江淮之间的人来说，童年住在窑洞里、用毛驴拉着家当出行，是一种非常陌生的生活。基于您儿时在沁水的成长经历，能不能详细说一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西沁水，是怎样的状况?

葛水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西沁水，是一幅典型的北方水墨画。沿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故乡人居住在依山而建的土窑洞里。厚重的黄土层赋予了窑洞天然的保温性能，使得室内冬暖夏凉。简朴的土炕、粗粝的墙面，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生活质感。在交通闭塞的年月里，毛驴成为连接村落与外界的重要纽带。它们与主人朝夕相处，构成了农耕文明最生动的写照。物质匮乏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供销社里有限的商品陈列，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经济面貌。贫穷年代，说书唱戏、杂耍卖艺，热闹非凡。我笃信简单平凡之物的力量，它们存在于举手投足间，目力所及处，是触手可及的实在与安稳。这些本质往往藏匿于日常事物的表象之下，如同暗处的根系，支撑着可见世界的蓬勃生长。

记者：您年少时学戏，在后来很多的作品中也反复写过戏剧，比如散文集《山下灯火》里就写了很多民间戏剧，俗语说人生如戏，学习民间传统戏剧，对您以后的写作(包括为《平凡的世界》作编剧)有什么影响?

葛水平：民间戏剧犹如一座活态文化宝库，保存着大量鲜活的民间叙事原型、地域风情和民俗意象。童年时学戏，舞台上历经千锤百炼的叙事范式，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美学，“一人一事一线”的情节法则，以及“无巧不成书”的戏剧性处理，都能启发我在创作中实现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控。“以形写神”更是启发了我通过细节白描来展现人物的深层心理。

《平凡的世界》这类史诗性作品的影视转化过程中，传统戏剧的时空处理艺术具有特殊价值。戏曲“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的写意美学，提示编剧如何用典型场景替代冗长叙述。民间戏剧“无冲突不成戏”的创作铁律，对现实题材改编具有重要启示。

编剧可以借鉴戏曲中“一波三折”的冲突构建方式，将小说中的生活流叙事转化为富有戏剧张力的情节链。特别是在表现时代变革与个体命运的交织时，传统戏剧中“个人与天命”的对抗模式往往能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

“文学若缺失了疼痛感，便如同无根的浮萍”

记者：阅读《活水》，太行山一带的农村生活清晰地展现出来，让人想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现的是鄂温克族的生活，只不过在描写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化，《活水》更加典型。您说坚信在未来人们会重返故乡，那么是不是让故乡的土地持续利用起来、活起来，才算真正地重返故乡?对于您个人而言，从精神层面来说，是不是可以说从未离开过故乡?

葛水平：故乡的土地承载着祖先世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其持续利用与活化是重返故乡的重要维度。对一个出生在乡村的写作者来讲，这片沃野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维系着游子与故土的精神脐带。当土地通过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方式焕发新生时，便为返乡者搭建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归宿。这种活化不仅重塑着乡村的经济肌理，更在当代语境下延续着农耕文明的基因密码，使“重返”从抽象情怀转化为具象实践。

在精神维度上，我与故乡始终保持着隐秘而深刻的对话。那些屋檐下的晨昏、田野间的劳作，早已超越地理范畴，升华为永恒的精神原乡。这种创作实践本身，就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返乡之旅。那些深植于记忆的乡音、习俗与节气更迭，依然在灵魂深处构筑着永不坍塌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我从未离开故乡，我只是带着故乡行走四方，在文字中完成一次次精神的还乡。

记者：“抛开乡村(故乡)写别人的城市，就找不到疼痛感。”您的写作很多都是在写山西的风土人情，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您在这里所说的写作的“疼痛感”，具体是指什么?写作为什么需要疼痛感?

葛水平：疼痛感是抹不掉的，更多的时间里在与人有意作对，它固执地将人想忘掉的东西在黑暗中放大和强化，让你永远挥之不去。记忆所展露出的生死、命运和一生的辛劳于写作，恰似黄土高原上纵横交错的沟壑，是岁月在灵魂上刻下的真实印记。

当我书写山西这片土地时，笔尖总会不自觉地触碰那些隐痛——老窑洞前的喜悦，在现代化浪潮中显得格外孤寂;成为非遗的铁匠铺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凋零，打铁声湮没在机械的轰鸣里;乡人被风霜雕刻的皱纹里，藏着对土地既依恋又不得不离去的矛盾。这种痛感不是矫揉造作的悲情，而是与故土同呼吸时自然产生的生命震颤，是血脉里流淌的文化基因在时代变迁中的阵痛。

文学若缺失了疼痛感，便如同无根的浮萍，难以在读者心田扎根。这份痛楚是文字的筋骨，它让平面的叙事有了立体的深度。当作家将故乡的疼痛倾注笔端时，那些文字便有了温度与重量，能叩击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疼痛感更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生活光鲜的表象，暴露出那些被刻意回避的真相。正是这种直面伤痛的勇气，让作品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次次重返精神原乡的朝圣之旅，唯有带着这份刻骨铭心的疼痛感，才能在纸上重建那个正在消逝的乡土中国，让文字成为联结过往与未来的精神脐带。

“写作于我，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方式”

记者：好的作品，总是透着一股强烈的作者个人气息，就好比同样是写乡村的散文，刘亮程的散文和您的作品，就算隐藏作者姓名，也能一眼看出是谁的文字。您的这种非常大气、独特、难以模仿的笔触，是如何习得的?

葛水平：民间，生生不息的语言富矿，蕴藏着汉语言最本真的生命力。在这里，语言挣脱了现代性的规训枷锁，不再是冰冷的符号系统，而是化身为有血有肉的存在，在百姓的日常言说中自由呼吸、恣意生长。

刘亮程生活在新疆的民间，他的语言特殊魅力在于，它始终保持着与土地、生活的血肉联系。农人谈论节气时的精准表述，工匠描述手艺时的形象比喻，妇人闲话家常时的生动转述——这些未经雕琢的语言结晶，既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温度，又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

我在北方的乡村，在看似粗粝的方言俗语中，有未被现代汉语驯化的原始力量。当我将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语言元素融入创作，文学就能重新接通民族文化的根脉，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既是对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也是对创作可能性的拓展。

记者：莫里森说：“写作是为了作证，是寻求生活的秩序”;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说：“我之所以搞写作，是因为我不会做其他事情。”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写作观?

葛水平：我的写作观，或许可以用“在文字中安放生命”来概括。写作于我，既非神圣的使命，也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方式。就像莫里森所说的“作证”，我的笔触总是情不自禁地记录那些平凡生活中的震颤——故乡那些老脸数着黍粒时的专注神情。这些细微的片段都在催促我将它们凝固成文字。但写作从来不是止痛的良方。相反，它常常让我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脆弱与孤寂。写作迫使我凝视那些不愿触碰的隐痛。

记者：您与安徽也很有缘分，新作《笑孩儿》将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安徽，您有着什么样的印象?有哪些喜欢的安徽作家?

葛水平：安徽于我而言，是一幅展开的山水人文长卷，每一处笔墨都令人心驰神往。淮河以北，沃野平畴如金色织毯，孕育着丰饶的农耕文明;江淮之间，丘陵连绵起伏，湖泊星罗棋布，勾勒出江南水墨;而长江之南，黄山耸立，奇松、怪石鬼斧神工，云海翻涌生烟，将山岳之美演绎到极致。毗邻黄山的宏村与西递，街巷间藏着数百年的光阴故事，春日里油菜花盛放时，北方人疯了一样奔着花海而去。

安徽拥有众多历史名人，如老子、庄子、华佗、朱元璋、李鸿章、陈独秀、胡适、陶行知等，涵盖了政治、经济、学术、科技、艺术等多个领域。此外，安徽的徽商文化、戏曲文化(如黄梅戏)、宣纸文化、竹雕文化等也都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