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礼俗革新为牵引的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其发展历史贯穿汉末至隋唐，对中原政治、文化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鲜卑族统治者通过革新发展，建立了稳定的政权，逐步统一北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公元467年，公元471年~499年在位，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史上重要的助推者，其民族融合政策深刻重塑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风貌，他的一生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缩影，也是草原传统与中原文明碰撞交融的里程碑。

孝文帝具有极强的政治抱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推行的汉化革新战略转型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更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生动体现，其中对北魏文化礼俗的改革对推动“胡汉一体”格局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 以礼俗化人重塑身份认同

孝文帝具有历史远见，也有统一中国的战略谋划，他清楚北魏政权要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权，必须要废除鲜卑旧俗，主动融入中原文化，实现民族交融。一是重建宗法礼制，确保政权的正统性。他要求鲜卑皇族“拓跋”改姓“元”，其他贵族都改成汉姓(如独孤改刘、步六孤改陆)，累计有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鲜卑贵族在姓名汉化过程中，实际上接受了儒家宗法伦理和礼制体系。重构祭祀、丧葬、朝仪等儒家礼制，废除西郊祭天制度，启动南郊祭天仪典，按照中原王朝的圆丘祭天，方泽祭地，颁布《祖奠停常从诏》《诏李冲宣旨于东阳王丕等》《广川王不得就妃葬代诏》等诏，改革鲜卑丧葬习俗，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以空间仪式确立“天子”身份，将鲜卑萨满传统转化为儒家天命叙事。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修订《北魏律》，强调“礼法合一”“去胡俗，依周礼”，全面参照汉魏旧制，颁布《太和律》，融合儒家礼法，将儒家“五服”“亲亲相隐”等原则纳入法律，废除鲜卑酷刑(车裂、腰斩)。法律儒家化加速了鲜卑贵族的士族化，促进胡汉文化融合，也为隋唐礼乐体系发展奠定了基础。钱穆曾评价说“北魏太和之制，实为盛唐气象之先声”。二是朝堂内外大力推行汉语，将当时的官方语言定为汉语，要求“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30岁以下的官员立即改说汉语，30岁以上可以逐步改说汉语，故意说鲜卑语违者降爵罢官。他以身作则研习汉语，常与汉臣用汉语论经，并要求皇子皇孙自幼学习汉语，亲自督导课业。他编纂《劝学令》，强调“诸皇子及宗室年十五以上者，皆令入太学习五经，通中国语”。三是制定衣冠制度。迁都洛阳后，随即颁布《革衣服令》，禁穿鲜卑传统服装，从官方到平民服饰都依照南朝服饰款式进行调整。当然鲜卑族服饰元素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兼收并蓄主动融入汉服体系，比如唐代使用的圆领袍就是源自鲜卑族服饰保留下来的“缺骻衫”。四是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鲜卑习俗，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孝文帝本人以身作则，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汉族高门之女为妃，打破胡汉通婚壁垒，促进血缘融合。血脉相融、文化相通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北魏孝文帝通过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族服饰、与汉族通婚等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族群间的无差别性，使得胡汉交融不再是简单的汉化，而是多向互化，从根本上促使了多民族融合的发展。

B 以教育塑造民族融合性

教育是文化整合、民族融合的思想基础，北魏初期沿用部落军事教育，贵族子弟重武轻文，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期待实现“武”打天下而“文”治天下的政治抱负，《魏书·任城王澄传》记载，孝文帝对宗室坦言：“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要“移风易俗”，推动文治，核心要靠教育。一是建立儒家教育体系塑造“华夏天子”形象，依汉制修订礼法，尊孔子为“文圣尼父”，祭祀孔子，尊崇儒学。促使学校教学内容的标准化，废除鲜卑口传史诗，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教材教育鲜卑族子弟，命人绘制《帝范十二篇》作为皇子教材，在宫中设皇子学(后称“崇文馆”)，聘汉儒教授拓跋宗室子弟，孝文帝亲自督查学业，要求皇子“日诵《孝经》一章”，将儒家伦理植入统治家族核心。二是建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乡学”官办教育体系。他复兴洛阳太学，增设国子学，作为北魏最高学府，专收五品以上鲜卑族的贵族子弟，学习南朝设五经博士，教授《诗》《书》《礼》《易》《春秋》，招收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子弟共同学习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仿《周礼》“四郊设庠序”之制，让儒家“天下观”“华夷一体”理念深入士族阶层。首开中央官学平民化先河，在都城四门(东西南北门)附近设立小学，向寒门庶族甚至“番夷子弟”开放，生源覆盖七品以下官吏及平民子弟，而四门学生达到一定条件即可试经授官，此举突破贵族教育垄断，打破“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壁垒。同时规定“天下郡县皆立乡学”，让州、郡、县分别设置州学、郡学、县学，通过完整的教育体系强化伦理教化。三是建立策试选官制度和寒门学子的晋升通道。明确要求官员选拔需通过汉语经义策试，“其不能通经者，虽贵不叙”，规定“学生不分士庶，以经术取士”，通过阶层流动和士族门阀重构夯实了官僚体系根基。建立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多层次完整的教育制度，使得“鲜卑”逐渐从族群概念转化为文化身份标识，实现了从知识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身份认同。孝文帝运用以文教促民族融合的历史智慧，将鲜卑族分散的部落族群逐渐纳入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让鲜卑族自主融入到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特质中，为其华夏正统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提供了认知、思想基础。

C 以文化相通打造共同体基因

文化相通是融入主流的基础，也是民族融合的内生动力。北魏孝文帝积极推动经学、文学、艺术发展，各民族文化、不同宗教在碰撞激荡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局面，助推中华民族的文化大融合，也为王朝分裂、政治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延续中华文明文脉奠定了基石。一是推崇儒家经典研习和经学传播，组织学者整理、校订、注释儒家经典，尤其是对《礼》《易》的注疏工作，推动了北朝经学的系统化，为保存典籍、延续学术、维系文化命脉作出了贡献。二是鼓励鲜卑贵族以汉文创作诗文，注重吸纳南朝文风。孝文帝本人更是酷爱诗词歌赋，根据《魏书》卷七《高祖纪》记载：“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其《吊比干文》以四言为主体，融合了南朝骈俪文和楚辞体文风，既体现北朝文学融合南北朝文风的特点，也是开创北朝君主公开祭祀华夏忠臣先例和政治融合的印证，将鲜卑拓跋氏纳入“武王——比干”的华夏君臣谱系，奠定北朝华夏正统论基础。主动促使南北朝文化艺术的交流，南朝的骈文和诗歌技巧融入到了北朝文学创作，脍炙人口的《木兰诗》既保留游牧民族豪迈气质，同时词兼胡汉，也吸收汉诗韵律。三是支持佛教本土化、中国化传播，促进儒释道文化交融。在中央设立沙门都统，地方设立僧统，建立佛教发展的管理机制，优待和关注僧侣生活，孝文帝时期北魏有寺院6000多所，僧尼7万多人，允许僧侣参与经学教育，在朝堂开设“译经学堂”，将佛经讲解与儒学结合，促进儒释道文化交融发展。建造了融合鲜卑、西域、汉以及中亚文化精髓的洛阳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是世界佛教艺术的殿堂，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为后世留下了一座见证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悠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石窟走廊”。孝文帝通过发展经学、文学、艺术，成功将鲜卑族纳入中华文化体系，其成就影响深远，正如元代郝经指出，“汉魏以下有文化则中国之”，突显了孝文帝改革的历史文化价值。

孝文帝以超前的视野和魄力，将鲜卑政权推向民族融合的高峰，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质中铸就了民族共同体的基因，使北魏不仅成为连接汉唐文明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